胡蓉萍 张斌

　　2008年9月15日，香港的中秋节假期。在雷曼兄弟任职的裘鹰正在放假，一个同事打来电话跟他说：“我们倒了”。

　　纽约时间14日夜，美联储拒绝为雷曼资产提供担保，意向收购方美国银行和巴克莱扭头而去，雷曼被迫寻求破产保护。

　　裘鹰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一天。在贝尔斯登被“逼嫁”以来，他一直只担心自己所做的这块业务会不会萎缩，以及新一轮的裁员名单中会不会出现自己的名字。消息确认之后，他回到办公室。

　　那一刻他的投行生涯只有两年多。接下来的几天，裘鹰要向雷曼的客户解释这一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情况，解决和客户遗留的后续问题，还需要考虑个人前途……

　　黄鸿是在美国纽约见证了这一切的，那时候他还在雷曼从事合规和风险管理工作。私底下已经有别的投行在跟他谈一份新的工作合同。不过他并不很积极，虽然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年底肯定没有什么钱了”。

　　当时他和同事们似乎也并不担心公司的生存问题。“我们比贝尔斯登好很多，雷曼在华尔街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公司，作风比较正派，做事也比较认真，不会去做很冲动的事，一直比较稳健。”

　　黄鸿不会想到，雷曼倒下不到一个星期，他就成了巴克莱银行的雇员。

　　2009年9月16日，裘鹰不肯说自己在哪里工作，只是含糊地说为过去的一个客户服务，朝九晚五，按部就班。“下午5点之后随时可以打电话采访我”，他说，现在的工作就是假模假式地在某个所谓的投资策略指导下，走马观花地看看股票、期货、债券、商品等各类市场，报报指数高低，选选那些投行们设计的投资产品。

　　和在投行工作时为打包、评级、定价和销售忙得焦头烂额相比，现在这份工作轻松了许多。如果不是金融危机和雷曼兄弟的倒掉，致使他所从事的股票衍生品业务全球性萎缩，说什么他都不会入行这么短就进入相对舒服的买方。

　　他始终记得雷曼。这家公司在房地产和结构性产品上的豪赌换回巨大收益，《机构投资者》连续7年排名第一，这一切让裘鹰着迷。本科刚刚毕业，他就迫不及待地成为雷曼兄弟的一名衍生产品交易员。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就在贝尔斯登10美元被收购之后，贷款抵押债券市场上开始只有卖家没有买家。以按揭证券和衍生证券起家的雇主雷曼，渐渐让黄鸿感觉到了不安全。

　　“雷曼的次级贷款已不是很多，但在商业地产上它投了很多，住宅一走下坡，它的亲戚商业地产也不可避免，市场一下滑，手中的东西就不值钱了，会计又规定你必须把它写成不值钱了，公司资产一下子少这么多，你再去贷钱就很难了，恶性循环，环环相套，危机是迟早的事。”

　　当股价跌到最后一刻，交易大厅里电话不再响起，雷曼账面上依然库存着172亿美元居民住房贷款及债券、326亿美元商业不动产贷款及债券留给了法庭。

　　2008年9月16日，巴克莱银行同意收购雷曼兄弟公司的北美投资银行业务、固定收益和股权出售业务、交易和研究部门，包括大约1万名雇员。22日，野村证券为收购雷曼的亚洲运营机构提供担保，包括裘鹰所在的雷曼香港公司。

　　合并开始，第一波原雷曼员工开始离开，这波以高管居多，还有一些重复部门和重复岗位的员工。

　　雷曼的很多高层非常积极地帮他们手下的员工找工作，那些走掉的人只要有可能或者有能力就会尽量地把他们手下的人安排好。很多高层走都愿意带着他们的员工走。

　　“这种现象在华尔街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因为人和人之间都是利益最大化，这种忠诚度和个人感情方面的东西甚至感动了作为收购者的巴克莱员工。”巴克莱资本北美资产证券化副董事李蟩说。

　　裘鹰是第一批离开的，这之后，又有第二次、第三次裁员。直到2009年一季度，盈利各方面向好，人员才基本稳定下来，但裘鹰的原同事们说合并的两家公司做事风格和文化不同，摩擦不断。

　　就李蟩的观察，除了高层以外，离开的多数是后台风险管理方面的员工和做按揭抵押债券等复杂衍生品相关“出事较多”部门的员工。

　　2008年10月，美国、欧洲、亚洲和中东，全球金融市场同时崩溃，从债券到股票、到商品，所有市场都全线下挫，于是连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和高盛，也在根据市场的调整进行大规模裁员了。

　　那时候黄鸿的工作是有保证的。他选择了留在华尔街，留在投资银行业，他迷恋这个“一分钟也不会沉睡”的城市，和这条聚集着全世界30多万最自私、最贪婪、最勤奋和最聪明金融精英的街道。

　　在巴克莱两个星期后，他拿到了新东家发的薪水。但是两个月后，他还是选择了离开。“拖延的时间比较长，中间有一些反复，并不是因为雷曼倒闭所以我后来谈条件底气不足，整个金融市场萧条带来了裁员潮，竞争者相对较多，于是没有公司愿意给出好的条件。”直到快12月，黄鸿入职新公司的手续才陆续办完。

　　他的原雷曼同事中有50%已经不在原来公司了，他们或早或晚都找到了新的工作，不管是否满意，“市场不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对工作不要太挑”。

　　和他一起在华尔街奋战的不少中国同胞，有不少选择了回中国大陆或者香港地区。“华尔街去年和今年都不是太景气，工作不管怎么找都是难找的，现在需求比原来少多了，而中国比较稳定，也在储备人才，所以去年一年回国的朋友可能是前几年回国数量的总和。”黄鸿说。

　　裘鹰告别了投行。他说：“整个投行业界在那样的市场环境下都比较难做，大家都在缩减这部分业务和规模。”他预计，未来两三年这方面的发展机会和规模都会比较小，市场回来的机会不大。

　　现在他心安理得地扮演着理性的买方，他发现复杂的结构性产品确实不是自己考虑比较多的产品，“当时我参与设计的不少股票类的结构性理财产品都卖给了内地银行，现在市场也明显萎缩了”。

　　从按揭贷款、到贷款抵押债券，再到债务抵押债券，到信用违约掉期，再到结构性产品X指数，一次又一次的创新将1.3万亿美元的次贷吹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直到雷曼、美国、甚至全世界都不堪重负，连巴菲特都感叹：“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不过裘鹰相信金融行业依然充满了机会和希望，他的一些同事选择了离开金融业。有些高层员工去一些非金融机构做CFO，还有些人下决心去创业，“不再玩虚的了”。

　　在黄鸿离开雷曼的日子里，纽约745号第7大道上，时代广场热闹依旧，年轻人们很快投入到了“开发适应这个时代的产品”中去，虽然匆匆走过的人们或许很快会忘记这幢挂着巴克莱银行的摩天大厦里，曾经记载着雷曼兄弟158年的兴衰荣辱。

　　“一旦好日子来了之后，很多人也会很快忘记这些，大家会在‘好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的坚信中再次渐渐膨胀。”裘鹰觉得人类的天性才是导致危机的主因，而不是技术性的衍生品。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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