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对美国的产业经济地理格局对症施药

　　本报评论员 万磊

　　近期，美国劳工统计局披露，全美理应但却未能全时工作的实际人口为 2200万左右，也就是说，实际失业率为 15.8%。这一数据创下25年来新纪录。与此同时，美国来自制造业为主的几个州的一组议员决心再次尝试重提一项法案，该法案威胁对中国产品提高关税，以惩罚他们所谓的中国“汇率操纵”，保护主义意味更浓。

　　美国保护主义加深的原因有三。首先是美国的自由贸易收益群体更多地集中在企业上层，而为数众多的下层得到的益处较少，甚至部分沦为自由贸易的成本承担者(如失业)。美国之前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就是这一收入分配现象的明证，这使得后者更多地偏向保护主义。部分贸易保护主义分子甚至认为，自由贸易所渲染的“比较利益”局限于国家层面的整体利益，却漠视了当下民众的微观利益，因此失去了部分民众的政策认同感。后者为数众多又意味着他们的选票权力更容易集中影响到部分国会议员，加大这部分议员鼓吹贸易保护主义的积极性。

　　其次，美国国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以地理为基础的代议制度，这与其产业经济地理绑定在一起，使得美国国会活动呈现明显的产业化区域化特征。从美国游说史上看，单个产业在特定的一个或者几个州的分布越集中，则该区域内的选民越容易团结集中，拉入本圈的议员也就越多，其整体在国会的游说力度也就越大。最终，选区利益被内化为产业利益。当前重提法案的议员多分布在以制造业为主的几个州就是一例。最后，跨国企业的备受经济危机打击，其游说能力与主动性偏于下滑，这使得其在美国国内的自由贸易诉求有所减弱，在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处于守势。

　　在前述背景下，失业率的加大让更多的民众寻找情绪的靶子，议员作为政治产品的提供者无疑会把握这一需求，缓解国内矛盾，为自己谋取选票基础，也需要他们有所动作。结果，贸易保护主义在失业背景下显现为一种有着民众微观动机基础的集体非理性冲动。

　　目前中国对待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应对方式主要是两点。一是对跨国企业的政策配合，二是对美国国内产品的批量购买，无疑这两种方式都起到了相当的效果。前一种的效果如在早前对人民币汇率的游说中，依赖国际市场的沃尔玛即保持了沉默。后一种则在整体上释放善意并打造利益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消解了美国国内的部分贸易保护势力。但这两种弊端是，公司导向型和整体策略无法细化为地域导向。即中国的善意行为未必能得到特定产业利益群体和相关州的理解。这使得在美国失业率飙升，民众负面情绪蔓延的情况下，特定州区域的产业利益群更容易取得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进而对中国贸易造成潜在的损害。为应对这一局面，中国不妨尝试在经济层面以州为单位与美国建立国家层面下一级别的微观型民间贸易联系，通过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来化解弱化地区性的贸易保护势力，最终为创建中美之间良性稳定的贸易联系建立新的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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