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期性金融危机这一“美国病”高烧未退之时，一个美国建国以来最重大的“美国梦”如愿以偿。一位有着亚洲童年、非洲血统、名字中夹着“侯赛因”的“多元人”当选美国总统，这在两年前都还像是“天方夜谭”。奥巴马在此次美国大选中梦幻般地胜出，为因世纪性金融危机而备受质疑的美国挽回了一些颜面。这位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的产生，象征性地清偿了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对黑人的历史欠账；在战胜历史比周期性金融危机更为悠久的“美国病”——种族歧视方面，美国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虽然奥巴马并非非洲黑奴的后代，他的形象也不是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斗士，但是他的当选宣告美国社会中仍然势力强大的种族歧视在形式上已经被彻底冲破。

　　 这位以“我们要改变”（Change We Need）作为主要竞选口号的历史创造者并不只是靠运气赢得了胜利，虽然美国金融危机不早不晚正好在大选关键时候全面爆发，的确有运气的成分。这是一次政治战略的胜利，奥巴马渲染的“改变”诉求，虽然并没有预见到金融危机的爆发，但他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强调、对华盛顿政治蜕化为“权贵体制”的批判，已经触摸到危机的内核，因此并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相比之下，此前在推动苏联共和国“颜色革命”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越战英雄麦凯恩几乎就没有拿出像样的竞选战略，这与他对已经黑云压城的危机缺乏感知不无关系。

　　 就种族歧视和金融危机这两种“美国病”而言，目前美国社会感受最深的自然是金融危机和经济问题。种族歧视问题则一直被压抑在美国人内心深处那一部分，很难公开言及，奥巴马在竞选过程中不仅不能以批判种族歧视的民权斗士的形象出现，而且要尽量避免拿自己的黑人身份做文章，而是突出自己身份的“多元性”以彰显美国文明的包容性，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意愿来说，此次大选并没有以种族问题为核心问题，但是作为事件的后果，却以种族问题上的重大突破确立了此次大选的历史性意义。历史在这里玩了一次诡计，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愿促成了种族问题上的突破，再以种族问题上的突破为美国社会加注了“改变”的信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美国的道德形象。

　　 这一重历史性的突破，不免也令人们对奥巴马应对金融危机也多了一份期待。奥巴马作为“美国梦”偶像的成功当选，对目前气氛低迷的美国社会提供了一种非常积极的信号，如奥巴马的另一句竞选口号所说，“是的，我们可以！（Yes, We Can!）” 在目前情势下，信心是最重要的，美国人民用这种方式表达了摆脱困境的意愿和信念。这样一次“美国梦”的仪式性实现，为改变和前进提供了的童话般的氛围，但是还很难说“美国病”就可以得到对症下药的医治。无论是对于金融危机以及美国政经体制的深层问题，还是对于仍然存在的种族隔阂，奥巴马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实质性改变，还是未定之数。（观察者多把当选美国时间11月4日全球股市普涨视为对奥巴马当选的一种肯定，按这种逻辑，随即次日美国股市大跌，大概显示市场对奥巴马的信心仍显不足。）

　　 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2007年出版的著作《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年），可以说是为民主党赢得此次大选、为自由主义左派的复兴而鼓与呼的一部重要作品。这部作品很好地解释了民主党要改变什么，又如何去改变。虽然克鲁格曼在这本书里对此次美国金融危机没有做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那种强烈的预见性关注，但他在经济层面和种族问题层面同时鲜明指出了“美国病”之所在。

　　 一是急剧扩大的贫富差距。克鲁格曼提出的应对性方案包括一套政府充当保险人的全民医疗体系，以及逆转布什时代为富人减税的进程，重建累进性的税收体系，这些也都是奥巴马竞选政纲的关键要点。奥巴马在他的自传《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法律出版社，2008年）中指出，由于美国人频繁更换工作，购买健康保险不应该仅仅由雇主来操纵，健康保险必须可以随身携带；而仅仅依靠市场是不能解决医疗困境的——部分因为市场已被证明不能产生足够的保险金来支付个人能承受的医疗费用；部分因为健康保险不同于其他产品和服务（如果孩子生病，选择医院时你不会货比三家）。他也提到与巴菲特讨论布什取消遗产税的提议的情况，巴菲特认为，这个举措造就的将是财富贵族而不是美德贵族。此次大选中暴得大名的管道工乔，拦住奥巴马问的问题就是，如果他每年收入25万美元，奥巴马是否增加他的税收，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多次拿这位管道工做文章。而奥巴马要落实其竞选承诺，完成克林顿时期想做而未做到的全民医疗保险计划，不仅会重建累进性的税收体系，而且会进一步增加美国的巨额赤字。

　　 但赤字并不是“改变”美国的最大障碍，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打破华盛顿的“权钱体制”。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朝野围绕救市计划有激烈争论，一个焦点是如何避免纳税人的救市钱反而大量落入华尔街的败坏者的私囊。奥巴马鲜明地提出，不能给被救企业的高管们“黄金降落伞”（指离职时的可观补偿）。但目前看起来整体形势并不乐观，华尔街的“合法腐败”问题层出不穷，比如AIG高管挥霍度假，华尔街年终分红数额依然巨大，等等。这种不平等的政商体制实际上一直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立国之基。奥巴马上任之后会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会通过全民医疗保险计划等措施向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发起挑战，但是，要想通过动摇这种不平等的“利益输送”的政商体制来“改变”美国，则不仅很难，而且也很难成为奥巴马的政策重点。因此整体看来，奥巴马的政策走向最大的可能是缓解而不是从根本上挑战周期性金融危机的“美国病”。

　　 克鲁格曼在《美国怎么了》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另一种“美国病”——种族歧视。奥巴马自然清楚种族歧视在当代美国政治中的运作逻辑，但他无法挑明，因为挑明这一问题也就意味着他试图利用黑人身份来挑起美国社会的种族分化、破坏美国团结。但作为政论作家和学者的克鲁格曼则可以说得直接。中心问题是底层黑人问题，这也是近四十年来美国政治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其中关涉的方面比较复杂，并不仅仅是一句“种族歧视要不得”就可以打发的。

　　 简要地说，195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兴起，以种族平权为政纲的民主党迎来战后的中兴时期，黑人民权大为改善，比如黑人的选举权利得以真正实现，以往在教育、住房等方面的种族歧视纷纷被打破。这一运动带来两个重要后果，一是蓝领白人（因为不愿意与底层黑人混居）在富人搬向郊区之后，纷纷搬离城中心，不少城市中心出现大量底层黑人聚居区（中产阶级和富有黑人也迁往郊区），这些聚居区治安混乱、缺乏管制、没有希望；二是白人特别是蓝领白人对这种变化极为抱怨，因为不仅城市治安问题令人不安（因为有种族问题的忌讳，对黑人犯罪往往会相对宽一点），而且这让他们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他们还感到自己在很多方面的社会机会没有黑人好（因为对黑人多有政策倾斜）。以白人的这一生活感受为基础，强调法律和秩序（批判1960年代的民主党文化或者说自由派文化摧毁了社会秩序和道德，也败坏了底层黑人）的保守主义得以在以往二十多年间引领风骚，确立了所谓“南方优势”。19、20世纪之交美国工业起飞之后，南方黑人纷纷前往北方工业城市，南方已经主要是白人居民，在批判1960年代自由派文化的潮流中，他们很自然地会成为白人保守主义者，因此在1960年代之后从民主党的票仓转变为共和党的票仓。克鲁格曼认为，保守主义运动政治胜利的关键是迎合怨恨黑人的白人，而其中的要害就在于共和党的“南方战略”。《金融时报》11月5日的报道指出，民主党此次打败了共和党的“南方战略”。

　　 不过，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保守主义运动并不是简单地煽动种族对立情绪，而是抓住美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一套建构性的价值，这一价值已经演变成无法轻易撼动的政治共识。无论克林顿还是今天的奥巴马其实都受这一潮流的影响很大，他们相对于1960年代的民主党人而言，已经算保守派。也就是说，虽然共和党此次失败了，但此前确立的保守主义文化价值还没有遭遇根本性的挑战。如何妥善处理美国种族歧视和“反向歧视”（相对于黑人，贫困白人在实际利益方面受歧视），如何解决底层黑人聚居区的失序问题，仍然是艰巨的挑战。奥巴马本人在政治上起家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从事底层黑人聚居区的社区活动，其中一个要点就是呼吁中产阶级黑人重新回到底层黑人聚居区，重建社会秩序。这一种努力非常重要，但它要面临的挑战也极为巨大，毕竟，两百年来美国对黑人特别是非洲黑奴及其后代的历史欠账太多。在奥巴马“美国梦”的光芒背后，是一部血泪史和辛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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