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MarketWatch专栏作家纳廷(Rex Nutting)指出,虽然财政悬崖是一系列长期问题的产物,所有美国人都难辞其咎,但是在美国最高经济和政治层面,还是有些人必须对眼前的问题负更大的责任。
以下即纳廷的评论文章全文:
我们的政治家们都卷入了深深的财政争斗,而争斗的直接结果就是,美国经济面临着坠落所谓财政悬崖,陷入衰退深渊的威胁,当我们面对眼前的一切,无法不感到困惑:我们究竟是怎样落到这样的地步的?
从头说来,这一所谓财政悬崖应该说是美国人心中两种彼此抵触而又同时存在的冲动的产物,一是贪婪,一是负疚感。对低税率、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安全网、能够让每个人都得到可观好处的政府开支的贪婪,对我们无法承担这一切成本的负疚感。
我们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我们所有人都在这活剧当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要么从开支,要么从低税率当中得到了好处。尽管说大家都有责任,都应该承受责备,但是将我们心底里贪婪加负疚感的混合挑逗起来,并培育到不可收拾,以至于走到眼前财政悬崖这一步的,还是那些国家的领导者们。
对于财政悬崖现状应该负最大责任的,还是下面这十位:
拉弗(Arthur Laffer)。拉弗正是那位证明免费午餐存在的经济学家。他的拉弗曲线显示,理论上说来,减税将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他将自己的才智奉献给了政治保守力量,解决了他们的忧虑,因为这些人既希望减税,又不希望赤字增加。有了拉弗的帮助,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毫无负罪感地呼吁政府减税了。
说起拉弗的理念,其实只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在实践中不灵光:减税措施自己并不能负担自己的成本。我们的国债之所以会达到16万亿美元之巨,减税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彼得森(Pete Peterson)。如果一定要说是有某个特定的人让我们这些大众觉得自己该为美国的联邦赤字感到内疚的,那么,这个人就是彼得森,曾经的里根政府阁员,对冲基金大鳄,亿万富翁。华盛顿的大多数拼命宣传赤字问题的机构,要么是得到彼得森资金援助的,要么干脆就是彼得森亲手建立的,比如Concord Coalition、Peterson Foundation、The Fiscal Times等,反赤字纪录片《债务美国》(I.O.U.S.A)的背后也是彼得森。
如果没有彼得森的亿万美元,没有他用这些美元为我们买来的罪恶感,赤字问题原本不会进入我们视线中心的。
克林顿(Bill Clinton)。克林顿总统使得预算盈余看上去似乎是很容易得到。他最后的四年任期当中,美国的预算都没有什么赤字。更加要命的是,他也开始让很多人相信,预算盈余才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而赤字简直就是异端。
克林顿的预算盈余在一定程度上是华盛顿严格执行了预算纪律,收取了更多的税收,同时也适度减少了开支的产物。不过,克林顿任期内,预算从早年的赤字到最后的盈余,发挥最大作用的,其实还是繁荣的经济和更高的资本利得税。
到了克林顿离任的时候,政治家们已经开始谈论万年盈余的话题了,这简直就是华尔街的翻版——那里的掮客们也在谈论万年牛市。当然,两者的最终结果也是一样的。
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无论在贪婪还是在负疚感的方面,格林斯潘都是个大主教一样的存在。他总是就赤字的危险性向议会发出警告,但是他在联储主席任上最大的败笔恰恰是在2001年,对议会宣称,偿还外债是最糟糕的选择,因为这会破坏国债市场,也会让联储失去控制经济的权力。
正是在那一天,他对布什的减税政策表示了认可。原本那些希望减税的保守派还害怕背上负疚感,是这位经济指挥家帮助了他们。
与此同时,格林斯潘还通过制造一系列泡沫极大地迎合了我们的贪婪。房地产泡沫之所以会在2000年代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关键就在于格林斯潘长期保持低利率,同时拒绝对影子银行系统进行监管。
布什(George W. Bush)。要说起使得美国债务堆积如山,布什显然应该承担最重大的责任。他在2000年的选战当中许诺要减税,以避免偿还国债。等到了2001年,我们遭遇了衰退的时候,他又说减税可以让经济复苏。可是,经济并没有复苏,而他的回答是进一步增大减税的力度。在他那里,减税是可以达成任何目标的手段,因此任何减税都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的。
切尼(Dick Cheney)。当布什忙于减税的时候,切尼则忙于策划反恐战争。在美国历史上,这也是第一次,我们的军队去作战,而国内却没有增税来筹措军费。于是,美国自然又增加了若干万亿美元的债务。
莱利(David Lereah)。莱利是全国房地产经纪商协会的首席经济学家,或许也应该算是房地产泡沫最起劲和最知名的吹鼓手。哪怕在泡沫开始瘪下去之后,他还坚持说房地产投资是永远不会赔钱的。
当然,造成这一泡沫,绝不是莱利一个人能够做到的,但是他的确是给了贪婪一个大大的拥抱,怂恿了整个房地产行业,怂恿了从中获利的华尔街银行,也怂恿了那些背负起自己其实根本还不起的债务的买房者。
房地产和信贷泡沫导致了我们的金融系统于2008年崩溃,这是大衰退以及随后的每年1万亿美元赤字的直接源头。
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作为一个强大的游说和选举组织的领导者,诺奎斯特强迫几乎每一个共和党官员发誓,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得增税。如果有人拒绝发誓,或者是胆敢违背誓言,诺奎斯特就会转而支持他最强大的挑战者。这样的威胁屡试不爽。
过去两年来,诺奎斯特一直宣称要阻止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任何可能的预算妥协。民主党方面强调,任何预算平衡计划都必须同时引入增加税收和减少开支的成分,但是诺奎斯特却坚决反对增税。
现在,若干迹象显示,诺奎斯特的控制力可能正在削弱。已经有几位在选举中胜出的共和党人拒绝签署誓言书,还有一些议员表示,他们觉得再没必要去发什么誓了。
奥巴马(Barack Obama)。奥巴马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代表,因为他恰如其分地体现了我们国家在预算问题上的精神分裂状态。他同时以贪婪和负疚感为荣。他主持下,我们看到了史上最大的赤字,因为发生了大规模经济刺激、对汽车行业的救援,以及安全网的扩张等。
可是,奥巴马同时又喋喋不休地宣扬政府减少债务的必要性,哪怕是在衰退中也不曾忘记。他想要增税——如果只是针对少数人——他也表达了对中产阶级的福利下刀的意愿。现在的财政悬崖之所以会出现,也是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的妥协的产物。
博纳(John Boehner)。这位众议院议长也是诺奎斯特的猎物之一。他是一个务实的议员,因此可以接受政府需要增加收入的理念,但是他在众议院的核心同僚们却不这么想。2011年夏季,博纳几乎迫使美国走上违约之路,因为他无法为增税争取到足够多的赞成票。
最终,博纳被迫将问题推到未来去解决。我们今天之所以会看到财政悬崖,正是因为博纳无法领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谋求到合适的妥协。(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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