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欺诈罪名是否成立，下一步高盛在更大范围内受到怀疑已然不可避免。投资银行的命脉全在信心，其受到的冲击无疑将远远大于诉讼本身。

　　文|本刊记者 何春梅

　　此前，业界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此次经济危机是一次“乏味”的经济危机，没有新概念、新理论甚至新技术产生，仅仅依靠全球政府联合救市暂时解决了问题。不过，高盛“欺诈门”似乎有望让这次危机不再乏味。

　　4月16日，美国证监会(下称SEC)正式状告高盛公司副总裁法布雷斯·托雷(Fabrice Tourre)，称其在2007年4月发行合成抵押债务债券(SyntheticCDO)产品“Abacus 2007-AC1”时，遗漏关键信息，怂恿不知情的投资者购买由对冲基金保尔森公司(Paulson &Co。)构思或参与构思的产品，保尔森公司则借此进行“做空”交易，从对应的CDS头寸获利约10亿美元，作为中介的高盛则大约赚得了1500万-2000万美元的设计和营销费用，而这项交易也相应地为投资者带来了最多10亿美元的损失。

　　指控对于高盛乃至全球金融界的影响来说都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弹。

　　有高盛内部人士表示，这项指控让他们深感震惊。在事先没有做任何沟通的情况下，突然将一个把企业精神和薪酬结构建立在延揽最佳人才、做最佳企业的理念之上的公司送上法庭，其后遭到高盛措辞强硬的抗辩是毫无疑问的。

　　其次是业界的如潮评论。关于高盛作为聪明的“局内人”算计天真的“局外人”：用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的复杂结构性产品来糊弄人；关于此案到底是为了金融监管还是出于别的政治目的？随着经济的好转、医改法案的通过，奥巴马是否开始有能力腾出手来实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从而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危机？这是一场被高度“杠杆化”的诉讼。

　　无论高盛案本身如何、监管当局用意如何，在金融监管改革的关键时刻，作为次贷危机中唯一没有受到惨重打击，反而大发危机之财的投行，高盛无疑是金融监管最理想的对象。

　　事实上，对于高盛来说，SEC这项指控与其去年134亿美元的净利润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真正让高盛愤怒的可能是，SEC此举矛头直指的是高盛经营模式的核心，而正是这种模式使高盛成为全球最强大的投行。

　　“模式”惹的祸？

　　人们如果想与高盛做生意，就不得不与高盛共享自己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高盛与其同行甚至竞争对手做生意的筹码。

　　在英国《金融时报》看来，高盛与其竞争对手拉开距离的秘诀，在于其现任掌门人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Blankfein)把对市场的了解及其所掌握的企业客户网络，转化成了一部强大的赚钱机器。

　　在华尔街，高盛是触角最广的交易机构，这一地位所具有的“品牌延续”效应使其得以“霸道”地牵制了很多客户。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公司的管理层更愿意向投资银行而不是竞争对手提供详实的战略决策需求和对竞争对手的看法，而投资者则更愿意通过交易员、销售员或分析师表达他们对管理层的真实看法，不愿意向公司当面表述。因此，高盛等投资银行成了两者之间的沟通平台。

　　可以说，是信息，而不是咨询、顾问、建议，成了投资银行的要害所在。在此情形下，人们如果想与高盛做生意，就不得不与高盛共享自己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高盛与其同行甚至竞争对手做生意的筹码。套用《金融时报》的话说，高盛就像一只“金融变形虫”，它不断地吸收信息，并将其用于为自己和客户谋利。

　　也正因为此，高盛的高管们在谈起此次与保尔森的交易时，都把它当成正常的业务：帮助一位客户达到他的目的。而保尔森的目的，就是获利于他十分不看好的美国住宅市场。所以当4年前约翰·保尔森(John Paulson)来到高盛，要求定制一款CDO时，高盛接受了这一委托。

　　对于自认为十分正常的业务，高盛无疑会给“乱扣帽子”的SEC以高姿态的反击。而业界争论的核心也在于，保尔森公司作为空方参与挑选证券这一行为，高盛是否有义务披露给投资者。

　　此案中，高盛作为交易的承销人，扮演着设计产品、沟通多空双方需求的角色，同时作为做市商，扮演着交易所的角色，为交易方寻找匹配对手。此外，高盛在此笔交易中也扮演了多方的角色，而且其自己也在此案中亏损超过了9000万美元。

　　事实上，关于很多投资银行或多或少地跨越代理人界限，变成交易当事人的争议由来已久。尽管盈利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但问题在于，这些钱是否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高盛一直以利润为重心的策略使其在次贷危机发生后仍然能继续扩大其财务资本，即使在华尔街其他同行都已经做出调整时，高盛依然固守着这一策略。然而，在公众对政府救助、银行家高薪以及所谓规模太大而不能破产的企业愤然指责的时候，对于高盛“欺诈门”一案，尽管高盛竭力为自己辩解“不可能设计一款让自己受损”的产品，但其唯利是图、欺骗投资者的行为，无疑将其推上了发展的拐点。

　　在北京集成创新经济咨询中心研究员看来，更深刻的质疑还在于，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目前面临的真正困难是如何在财政和国际收支双赤字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走出经济危机。高盛作为一家擅长对冲交易的投行，越是不确定的环境下，他们就越有盈利的空间，这从金融风暴发生以来高盛盈利的不断高涨就能反映出来。也就是说，高盛其实并不在乎经济大环境的低迷，他们恰恰需要这样的不确定性，而美国政府在乎的东西则正好相反。

　　不仅破坏了行业秩序，而且似乎还站在了国家稳定的对立面，由此观之，高盛的被诉讼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IBG，YBG”

　　高盛“欺诈门”到底是“罪有应得”还是不幸撞在了“枪口”上？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高盛的跌倒有其必然性。首先，将高盛作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靶心，民主党的确有政治上的考虑。这段时间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正在就金融监管改革展开激辩，将矛头指向高盛，显然有助于民主党“造势”，也为奥巴马挽回近几个月政治失利创造了不错的机会。同时，这也反映了在当前金融体制改革中的根本分歧：即银行业未来应当继续走混业经营的道路，还是回到传统的分业经营上去。在此安排的过程中，出现动荡“十分正常”，也“必然会有一系列的金融机构受到冲击”。

　　撇开政治因素不谈，业内人士认为，在此次危机中，高盛乃至整个华尔街都是应该反思的。正是由于诸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区别日益模糊，投资银行内各个部门各项职能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才使得如今的投资银行内部弥漫着一种“应急文化”，进而导致了危机的不断发生。

　　1999年，大萧条时代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得以最终废除，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同时还造就了具有全新理念的巨型金融超级市场。根据《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作者乔纳森·尼的观察，对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各种经济“泡沫”，诸如互联网泡沫、电信泡沫、科技泡沫、股市泡沫，以及投资银行在这些昙花一现的泡沫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众说纷纭，但几乎没有人说过投资银行自身的泡沫。

　　近百年来，主要的投资银行一直保持着低调的传统，而且还形成了自己内在独特的公司文化，讲究排他性、忠诚性和保守性。然而，随着网络泡沫的升级以及《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似乎突然之间，这些投资银行家们发现，凭着自己的公众知名度就可以迅速成为高速发展的网络经济中的领衔主角。

　　在这样的环境下，投资银行家与对手夺取市场份额的竞争就演变成看谁能放弃一贯坚守的价值观。投资银行家的自我意识出现了转变，从谨言慎行的顾问变成不断追逐项目的猎狗。经济的繁荣加速了这种趋势，投资银行明星和投资银行家们不甘于只当公司客户代理人的角色，而更乐意在市场大舞台上充当主角。

　　这一倾向在高盛“欺诈门”中就得到了充分体现。还在2007年初的时候，负责CDO产品的法布里·托雷正值事业上春风得意之时。这位当年28岁的法国人不仅在纽约为高盛工作，而且还是相当繁荣的CDO领域的行家里手。有报道说，身为高盛副总裁，托雷早就在担心基础市场形势的不断恶化：债务或者说“杠杆”已经要把人压垮了，背负大笔次级抵押贷款的穷人开始拖欠贷款。虽然现在的情形托雷是再也兴奋不起来了，但就在此前，大多数侥幸的投资人却只在乎自己当天为公司挣了多少钱，把每一天都当作是自己在公司的最后一天，只管挣钱却不管钱的来源。乔纳森·尼认为，一个缩略语最集中地反映出整个投资银行业正在走向何方——“IBG，YBG”，意思就是“我会离开，你也会离开”。当银行家们在对公司尽职调查中发现某个棘手问题时，项目组成员就会耳传“IBG，YBG”，胆大艺高，总有办法做成生意，而无视最终要由投资者或投行自身付出代价。

　　等等灵魂

　　投资银行的命脉全在信心，高盛“走下神坛”之后，其受到的冲击无疑将远远大于诉讼本身。

　　多年前有一部老电影《云上的日子》，里面有一句台词是时下的流行语：慢下来，等等灵魂。电影里，印第安人赶着羊群，朝落日方向走去，他们行走的速度如飞一般，但是快速行走几天后，就会停下来。过路的人问，“你们还在等什么？再不赶路，日落之前就到不了目的地了。”印第安人回答说：“我们慢下来，是在等我们的灵魂赶上来！”

　　曾经的高盛掌门人西德尼·温伯格曾说，高盛的价值观是忠诚、谦卑、独立、公共服务意识、诙谐幽默，由这些原则确立的投资银行风格被乔纳森·尼界定为“关系银行”，大体意思是靠长期忠诚、专业的服务获得业务，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注重短期、忽视长期，注重盈利、忽视责任，注重收益、忽视风险。

　　关于这一点，温伯格的继任者格斯·利维概括为，“高盛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放弃短期的贪婪而追求长期的贪婪。也即放弃短期的商业机会，来投资于长期的客户关系，而这正是使高盛鹤立鸡群并形成优越的业务模式的奥妙所在。”从传统上说，在投资银行领域，大大小小的投资银行实际上为各自不同的客户服务。然而，时过境迁，这种曾被视为主流的以长期客户关系为核心的投资银行文化已逐步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交易驱动型的投资银行模式——不把客户的选择以及和客户的长期关系放在首位，而注重于单项交易项目的获得、完成以及盈利。

　　乔纳森·尼认为，造成这一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竞争，二是金融产品的创新。经过多年努力，商业银行终于在2000年闯入投资银行的传统禁地，与投资银行分享“蛋糕”。投资银行在长期客户失去昔日的忠诚度时不得不放弃“绅士”风度，有一单做一单，追求短期收入。

　　此外，巨大的竞争压力促使投资银行不断地通过创新产品来寻找新的盈利空间。平心而论，这类衍生产品原本具有降低金融风险的功能，但是，通过证券化打包起来的风险，在转移到投资者的过程中，出现了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象。而平时被人们视为最“公允的”信用评级机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短期利益的贪婪追逐，导致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各种中介机构失去了自制力。

　　有观点认为，美国政府不会真正牺牲“太大而不能倒”的高盛，但实际上诉讼的开始就已经宣告了高盛的牺牲，因为无论欺诈罪名是否成立，下一步高盛在更大范围内受到怀疑已然不可避免。投资银行的命脉全在信心，高盛“走下神坛”之后，其受到的冲击无疑将远远大于诉讼本身。

　　投资银行在历史上是具有正直品格的为企业家所信赖的顾问，而当今投资银行日益唯利是图的态度破坏了金融市场的信心和效率。无疑，他们走得太快了，灵魂还没有跟上来，此次诉讼对高盛乃至整个投行业来说未尝不是好事，可以借此机会集体停下来，等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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