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30日Trend Macrolytics LLC。首席投资官唐纳德·拉斯金(Donald Luskin)发表评论文章称，刚刚被任命为纽约联储主席的威廉·达德利宣称联储应该对识别和防止资产泡沫负起责任，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实际上是要求获得控制资产价格的权力。

　　上个月，奥巴马提议联储应该成为“系统风险”的总监控官，加强它对“其破产威胁到体系稳定的相互关联的大型金融机构”的监管责任。现在，前高盛经济学家威廉·达德利(William C. Dudley)刚刚被任命为纽约联储主席，就主动请缨。他认为联储应该对识别和防止资产泡沫负起责任来。考虑到联储的既往成绩是更善于制造而不是防止泡沫，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

　　达德利6月底在瑞士演讲时说道：“我认为这场危机向我们证明，等待泡沫破裂之后再来清理资产泡沫，其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探讨如何早些作出反应。”达德利先生宣称“识别资产泡沫并非难事，尤其是比较大的泡沫”，建议“增加新的政策工具”(即赋予联储更大的监管权力)来“更直接地影响风险溢价”。由于风险溢价是决定资产价格的关键因素，达德利先生的意思实际上是要求获得控制资产价格的权力。

　　联储主席伯南克和前主席格林斯潘均不同意这一点。格林斯潘先生曾表示，他怀疑“泡沫即便能够被提早发现，央行刺破泡沫也必将导致经济活动急剧收缩，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伯南克先生的看法是，即便联储“能够识别泡沫，货币政策也不足以对其产生有效的影响”。对于这些经验丰富的央行行长来讲，政策是不确定性中的风险管理，他们并不幻想自己能够明智到发现所有问题并解决它们。

　　达德利先生似乎更有自信。他信心十足地给出了例证：“2005年很多人就已经发现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噢，诚然。但只是在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正确的。这丝毫不能为政府控制资产价格提供辩护。

　　如果当初房地产泡沫没有破裂，那么那些在2005年识别泡沫的“许多人”就都是错的。事实上，在任何时候，市场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们决不能保证，能够正确判断是否是泡沫的人恰好在联储内部。

　　我们来看看达德利先生本人。2006年，当时达德利还在高盛，他在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个会议上列举了“我们应该可以及时识别的5个泡沫”。他说他自己“曾试图对5个泡沫中的3个进行猜测”，但承认自己的猜测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

　　第二，达德利先生宣称2005年发现房地产泡沫没有什么用，因为到那时泡沫已经非常成熟了(房价的峰值出现在2006年5月)。要想有所作为，联储必须在泡沫尚未形成之前就识别泡沫。

　　但是到2005年，格林斯潘已经提前一年就逐渐开始加息了，理由是“某些局部市场出现了泡沫迹象”。达德利先生之所以要求获得更大的监管权力，是基于对联储缺乏远见或未能采取相应行动的指责，但事实上，联储预见到了，也采取了行动。他并未举出例子，来说明一个泡沫是如何在其形成之前被识别和预防的。

　　从更广处来说，即便泡沫在成型之前很久就被识别，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期望联储能够有效地应对，或者说其做法不会反而造成更大的损害。尽管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意见往往相左，但他们都同意“大萧条”并不是由1929年的股市崩溃所造成的，而更多地是由联储为遏制股市投机而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

　　当我们试图从过去的衰退中寻找教训，讨论导致“大萧条”的监管政策，然后将它们牵合到“增加政策工具”的问题上来，这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些问题尽管迫切，但归根到底只是实用性的。真正高悬在头顶的哲学关切是：我们是否应该赋予联储决定资产价格的权力？如果应当，那基础在哪里？

　　在石油问题上，很多人争辩说油价过高是因为投机。然而也有很多人说油价太低了，因为市场没有将二氧化碳排放的外部性定价在内。

　　联储应该限制哪一个泡沫？投机泡沫还是二氧化碳泡沫？

　　如果我们不想让联储控制资产价格，那么一旦我们给予联储新的授权来防止资产泡沫，我们该如何告诉中央银行该在什么地方止步？如果由联储来决定整个房地产市场或股票市场或石油市场的价格，那么这与让联储来决定沃尔玛出售的每件商品的价格或在那里工作的每个员工的工资有什么本质区别？

　　这让我们回到了政治问题上。与泡沫相关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哲学上的关切。

　　明年1月份伯南克先生的联储主席任期就到头了。从他任期内的表现来看，很多人可能都会反对他连任。但在政治中，赢家往往是那些作出最大承诺的人。因此也许我们还将从达德利先生那里听到更多关于防止泡沫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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