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11日哈佛大学历史系和商学院两栖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发表评论文章称，债券市场的现状证明克鲁格曼宣称滥发国债不会导致长期利率上升是错误的，而美国政府根据“凯恩斯主义”的教条大搞赤字政策，势必还将导致长期利率进一步上升。

　　上周三，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至3.73%。10年期国债收益率通常被视为长期基准利率。这一数值在以往可能是很低的，但金融危机改变了一切：去年10年期国债收益率跌至2.06%。换句话说，长期利率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上升了167个基点，相当于飙涨81%。

　　很多评论家都对这一变化感到心惊胆战，认为这是对美国财政状况的一个警告。不过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它使得我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场非常公开的辩论分出了胜负。

　　如果谁选择去年刚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先生作为论敌，那么他要么是一个勇者，要么是一个鲁莽之人。然而一只猫可能会盯着国王，而有时候历史学家可以挑战一位经济学家。

　　数月前，我与克鲁格曼先生在纽约参加了一个关于金融危机的研讨会。我当时提出，“今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2%的财政赤字和因此发行的巨量国债”有可能推高长期利率，而此时联储的目的恰恰是降低利率。我预测“一旦市场意识到巨量国债将必须在今年被金融系统所吸收，美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会展开一番痛苦的较量”。

　　很快帽子就扣过来了，说我是一名“中世纪”的经济学家。“令人悲伤”的是，我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还没有到达1937年的水平(凯恩斯发表《通论》的后一年)，更远不及其顶峰时期的2005年(这一年克鲁格曼先生出版了宏观经济学教材)。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意愿储蓄相对于意愿投资大幅过剩”，难道我没有领会这句话的意思吗？克鲁格曼先生解释道：“我们有全球的大量储蓄，这正是为什么事实上不存在利率上升的压力。”

　　现在，我不需要再去读一遍《通论》，但我认为克鲁格曼先生重修一下这本著作的历史背景可能获益匪浅。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再版之后，他明显很有兴趣将当前这场危机说成是“大萧条”的重复。但并非如此。根据IMF预测，今年美国实际GDP将下降2.8%，明年则是增长停滞。这与20世纪30年代差了十万八千里，当时实际产出暴跌30%。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场大衰退，堪比1973-1975年的规模。现在全球贸易也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出现崩溃。

　　避免出现第二次“大萧条”的主要功臣应该是伯南克，他对20世纪30年代初银行危机的研究无人可及，而他接近于零的短期利率和量化宽松的两剂猛药避免了出现大面积银行破产。毫无疑问，787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也提振了美国这个季度的GDP。

　　但是提振方案仅占今年美国联邦政府所预算的巨额赤字的一部分。借款预计达到1.8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3%。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未来十年还将借款10万亿美元。即便白宫对经济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那么到2017年总的联邦债务将超过GDP的100%，这还不算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资金缺口。

　　因此债券市场暴跌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有大学生最基础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才会认为滥发债券“不会对利率产生压力”。

　　当然，克鲁格曼先生知道我的意思。他在我们的辩论中提出：“唯一可能导致利率上升的因素就是人们也许会对政府的清偿能力感到怀疑。”可能？也许？事实上人们(不单是中国政府)早就明确表示怀疑了。他们知道美国的财政政策意味着今年联储将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因为无论国外投资者还是国内投资者都没有能力为赤字提供资金。这一政策也就是印钱，很多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都干过，不用历史学家提醒，我们也知道会导致通胀的结局。

　　采用世界大战时期的财政政策来对抗衰退，错误已经无可挽回。如果美国不能下定决心处理慢性的结构性赤字，利率上行压力还会进一步加大。凯恩斯当年说道：“即便最务实的人也往往会成为某个死去已久的经济学家的奴隶。”今天，这位死去已久的经济学家是凯恩斯，而一些经济学教授成了其思想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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