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 

　　金融危机后上上下下对政府控股和“国有化”如获至宝的美国朋友，这两天正品尝着拥有“国企”的复杂滋味。这种难以描述的味道，是中国政府和国企经营者多年来每天都要咀嚼再三的。

　　AIG(美国国际集团)惹下的祸已经从人性层面发展到政治层面。因为有人多拿了奖金，美国民众和政党都出现了情绪失控的苗头。这既是奥巴马始料未及的，也提醒他，让纳税人成为大股东可能得承担意想不到的风险。

　　AIG获得了政府数十亿美元的注资后，向一个业务部门发放了1.65亿美元奖金。这个部门参与的规模惊人的交易几乎击垮了整个国家经济。而这笔支付给业务骨干的奖金正在搅乱政局。如果重振经济的共识被此事打破，如果救助金融系统的计划受阻于此，AIG会发现，自己无形中扮演了“美国时代”掘墓人的角色。

　　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以328票赞成、93票反对通过立法，严格限制今年华尔街机构奖金。该法案规定，在从政府金融救助计划中获得50亿美元及以上资金的企业内，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员工将按90%的税率征收附加税。获得了50亿美元以上资金的金融机构有八家，其中包括花旗集团、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美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斯坦利等，估计有数千名雇员将受到该法案的影响。参议院也很卖力，最早将于本周提出一项适用于更多的员工和企业的类似提案，向大部分奖金征收70%的附加税，员工与老板“AA”。

　　相互攻讦的两党找到了一致的发泄对象，议员们感觉得到民心向背。显然，在奖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是难得的加分机会，不容错过。急忙通过针对性如此强的附加税法案，与其说是为弥补发奖金造成的政治风险，不如视之为报复。既然现行法律不能帮助纳税人收回已经发出的奖金，政治家就有责任抢立新法为民出气。这“以民为本”的一手能不能有补于政府目前致力的经济重振方略呢？很可能起反效果。

　　金融系统一蹶不振后，美国政府急需其恢复正常运作。所有向该领域投资、投身的人都应该受到欢迎。此时，把道德评判和激励机制混为一谈，只会吓跑本就疑虑重重的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而他们所做的事是政府代替不了也不能代替的。从奥巴马“脱口秀”的内容来看，他还是明白人。他说，人人都很气愤，“不过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其实，美国政府在注资救助问题上一直恪守界线，即仅持有企业少数股份，避免政府直接对经营结果负起责任。但AIG当时的处境特别危急，所获政府资金也特别多。现在，美国政府在该公司持股近80%，纳税人成了大股东。

　　于是，基本上没有拥有或经营企业经验的美国政府第一次领略到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迥异的管理模式。虽然由精英分子构成，协调产生多数一致意见并采纳实施，是政府管理的要义。与之相反，用准用好少数骨干，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杀伐决断是经营私营企业的手段。不同的管理模式须配以不同的激励机制。当纳税人资金控股企业时，一切变得混沌不明。缴税的、出资的、管钱的和领奖的都不爽，谈何效率？谈何重振？

　　对美国，事出无奈。以市场经济制度下政府和私人领域的分工，不让这类麻烦发生是上策。政府本不具备经营企业的功能，企业也无法在经营中同时顾及多变的市场因素和敏感的政治气候。而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这正是改革深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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