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习记者 周馨怡

　　编者按

　　2008年末以来，欧洲各国失业率高企，罢工抗议的浪潮席卷东起泰晤士河西到日本海的广袤疆域。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生态各不相同，东西欧各国采取的经济拯救措施也不尽相同。欧洲各国又一次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站在了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

　　欧洲各国将何去何从？本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西方左翼知识界旗帜性杂志《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编委、著名历史学家、政治运动家、评论家，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崔之元先生。

　　“市场万能”意识形态的破产

　　《21世纪》：罢工和游行正在欧洲蔓延，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您觉得，当下令人悲观的经济对社会有哪些影响？

　　Tariq Ali: 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华盛顿试图强加在整个世界上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已经接近毁灭，没有人再会认真对待这种意识形态。在华尔街体系里，信奉钱的唯一用途是“以钱生钱”，而不是把钱投入到生产中去。华尔街体系得到了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持。不仅在华尔街，在华盛顿、伦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投资银行也都信奉这样的原则。该体系的另一面便是坚信“市场万能”，把一切留给市场，取消任何限制和监管。市场化进程已经进入了医疗、教育等全社会各个领域。但是现在，在公众眼中，华盛顿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彻底失败。

　　在法国已经爆发了包括这次1月29日大罢工在内一系列罢工运动，希腊的骚乱已经引发了社会动荡，英国员工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正在举行罢工，仿效美国的东欧经济制度已经深陷危机，俄罗斯爆发了反对普京的罢工及示威游行。我认为，这些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体系的支柱已经逐渐瓦解，人们希望寻求别的选择。

　　我们需要两个选择：第一，将公众设施和银行信用体制更多地用于生产，而不是“以钱生钱”的逐利行为。第二，建立新的多边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新体系必须和现有的受美国帝国主义控制的IMF、WTO和世界银行不同，不再受某些大西洋国家、银行和欧盟的操纵。任何一个政府如果无法向这个方向做出努力，都将面临巨大的压力。

　　崔之元：分析欧洲首先要考虑到欧洲的特殊情况。欧元区各成员国都受到《稳定与增长公约》的限制，财政赤字上限不能超过本国GDP的3%。这就使得欧洲各国在进行经济刺激的时候受到更多的人为限制。不过，法国和德国都曾经突破过这个上限。而现在法国基本上也将再一次突破3%的限额。

　　此外，东西欧国家存在不小差异。乌克兰、匈牙利、拉脱维亚等东欧国家(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不得不)接受IMF贷款，而IMF要求这些国家必须削减公共开支。这样在本该通过增加开支，来刺激经济、保就业的时候，这些国家反而要缩减公共开支。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

　　欧洲民众的愤怒和不满

　　《21世纪》：现在有一个问题，像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一样，欧洲各主要国家，如法国、德国等都把拯救金融行业作为自己经济政策的主导方向。这引起了各国普通民众的极大不满。2月3日，在采访法国最大工会之一Force Ouviere的一位负责人时，他同样表达了对“钱生钱”理念的愤怒。在这样的形势下，你认为欧洲民众的愤怒和不满将走多远？

　　Tariq Ali:很远。但问题是，民众在政治方面能有什么选择？这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在美国， 中间偏左的奥巴马已经执政。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和布什政府所做的没有区别。布什为银行、企业注资纾困，奥巴马也在这么做，而不是像1930年代新政那样通过大力投资公共服务项目提供更多工作机会的办法来复苏经济。我不能确定现在的做法是否真的能拯救经济，因为人们已经不愿意再问银行借钱了。

　　崔之元：所谓的“救大银行” 政策已经激起了欧洲和美国民众非常强烈的不满。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提出的7000亿救市资金里的180亿已经被用于支付高管奖金。欧洲也同样把巨额资金投向银行和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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