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义兴

　　当地时间2日，接受政府1250亿美元注资的全美9大银行高管，收到了国会要求其赴国会接受聆讯的通知。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定于2月11日召开听证会，对上述9家接受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首笔资金的银行进行“拷问”。

　　鉴于美国民众对首笔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资产去向追问的压力，以及对金融危机下的华尔街金融高管薪酬的普遍不满，美国国会要求9大银行高管接受聆讯，并就相关资金去向予以拷问，可能是源于平息美国民众对救助计划本身不满的目的。尽管如此，这样的听证样式对国内相关情况而言，或许同样也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的进出口，特别是一些大型国企与国有控股企业在从事国际金融交易活动中，同样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而且也有以财政资金注资给予帮助的情况。比如中信集团旗下的香港中信泰富，因为在“澳元门”事件中受到重创，作为母公司的中信集团也不得不投入巨资对其予以救助。面对国内公众对相关公共资金投入公开性与巨额损失责任、乃至对国企高管薪酬合理性等问题的追问，从现在的情况看，相关管理部门该有的针对性举措与回应，显然是不够的。

　　此外，从国企高管所该承担的责任角度讲，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有关国企所受到的损失，并非全是源于高管们的过失或错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中有不少巨额经济损失的造成，也有相关国企平时疏于管理，或是缺乏对全球金融市场的认识，乃至可能是忽视国际市场风险所导致。

　　就此而言，这些接受公共财政资金注入的国企及其高管，似乎并没有面对公众以负责的态度就相关损失作出公开说明。从这个角度上说，像美国国会一样，建立相关的约束机制，就有关的国企资产损失与所投入资金效用，进行相关的责任性追问，显然也是有关管理部门应该面对的一个社会公共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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