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万磊

　　近日，奥巴马政府希望设法控制银行资产中的抵押贷款相关证券造成的巨大亏损，正在考虑设立一个“坏银行”剥离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不良资产，以期恢复信贷行为。然而这一方案迅速遭到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在内的部分经济学的反对。斯蒂格利茨的理由是“成立‘坏银行’将会迫美国纳税人以金钱换取垃圾”。而这一举措的道德风险也不容忽视。而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克鲁格曼也持同一观点，他认为国家注资入股银行更合理，而成立“坏银行”则可能高价购买银行不良资产而使纳税人遭受损失。

　　不可否认的是，“纳税人”这一词汇蕴含着难以批驳的政治正确，而“道德风险”也不能不让人顾忌这一做法是否会让金融体系的食利群体继续放心做高风险高回报的事情，同时把各种危机让国家承担。但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决策应该符合实用主义精神，而不是简单地走所谓政治正确的形式主义路线。强调纳税人的利益没有错，但目前纳税人的利益本身就是与美国整体经济绑定在一起的，挽救美国经济本身就是在维护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事实上，在尝试“坏银行”方案之前，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这一方案反对者们所推崇的国有化注资方案，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而采用“坏银行”方案可以更好地让银行资产变得健康，增加公众对于银行的信心，以及对“纯化”整个的银行体系的信心。而对于溃烂的银行体系的救助并不能简单地用“道德风险”这一弊端进行批判。因为本身综合性的救助方案包括了后续的监督机制和之后的金融体系监管机制，后者在制度细节上会有效考虑“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进行遏制。

　　从国际案例上看，长期受制于银行不良资产困扰的日本采纳的是国家注资方案，之后即使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也没有很好地集中处理不良资产，而是分散在各个银行分别处理。结果银行体系始终徘徊不进。而与之对比的韩国则于1997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韩国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不良贷款管理基金，并且利用公共基金按照公允市场价值购买问题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最终韩国银行业不良资产的显著下降基本都可以归功于韩国资产管理公司的购买。而同样的成功案例还包括中国的金融改革，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成功地将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进行了良好处理，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众对于银行体系的信心，进而促进中国经济健康运转。

　　美国“坏银行”方案的另一障碍是无法确定合适的不良资产剥离价格。部分人担心如果价格高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价格就会让纳税人承担损失，如果价格偏低则会打击银行的账面资产。但从政治博弈的角度，为了让“坏银行”方案得以更加顺利推行，不妨让纳税人从中获取部分利益。即银行将这些不良资产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剥离。因为银行本身处于被救助方，其话语权相对薄弱一些。而欠缺资产的银行也可继续得到国有化注资弥补核心资金。随着银行体系的不良资产的剥离，市场信心恢复，“坏银行”里的不良资产也能得到更好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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