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只有牛顿力学，这时世界显得秩序井然、机械呆板。然后量子力学问世，向我们展示了世界内部结构的怪诞和不可思议。现在公共政策领域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情。

　　过去，政策理论领域中经典经济学一统天下。各种经典模型假定人类的天性是井然有序的，在每个人的内在，理智之驾驭感情和激情，恰如一位骑手驾驭他的马一样。有时候人们会干一些蠢事，但通常情况下骑手做决定是慎之又慎的，因此理性行为能够从市场获得回报。

　　市场导向效率。人们以坦诚直接的方式对各种刺激因素作出反应。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了一种自发的、动态的秩序。经济行为可以通过各种优雅的模型被精确预测。

　　这种观念确实能解释很多现象，但却不能解释当前这场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多的人会同时表现得如此愚蠢、无能和自我毁灭呢？这场危机给了经典经济学致命一击，并将过去处于公共政策理论边缘的心理学研究带到了前沿和中心的位置。

　　通过这种新理论体系，你能够对人性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了解。理智并非马背上的骑手，相反，每个人都头脑中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本能、策略、直觉、情感、记忆和习惯，个个都想争得主导权。在某一个瞬间，这些寓居的选手谁能够控制行为，乃是取决于一种没有规律的、特殊的过程，大部分都一个无意识的过程。对于什么样的刺激能够触发什么样的反应，周遭的环境关系甚大。

　　这种精神上的混乱局面正可以解释，为何人们能够如此迅速和直觉地对如此纷繁复杂的环境作出反应。但这也同样意味着，作出决定的过程比我们原先认为的更为复杂和纠结。

　　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并不能客观地感知周围的环境，而是挑选出那些让我们感觉舒服的数据，因为它们证明了我们的先入之见。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闻全研究表明，如果股票交易者作出了一系列明显正确的选股决策，他们的头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并导致神智恍惚，从而使他们漠视未来的危险。

　　偏见无处不在。如果你让一个人头脑里想着一个大的数字，然后让他马上对一件东西出价，那么比起被要求想一个小数字的人，前者出价要高得多。乔纳-利勒在他即将出版的《我们如何作决定》一书中写道，在某些情况下(通常是选择比较多的情况)完全凭直觉能够作出最佳的决定，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在选择余地较小的时候)，深思熟虑是最好的。

　　尤其重要的是，人们追求关系甚于追求金钱。如果采取某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能够让一个股票交易者或管理者融入自己的群体，他可能会一直这么做下去，而不会作出深刻的反省。

　　有一千种人类精神上的缺陷导致了这场金融崩溃。共和党试图用房利美不负责任的做法来解释这一切，但这只不过是很小的一方面。

　　这场危机证明经典经济学模型及其对有效市场的信仰是有瑕疵的。共和党人还没有开始去搞清楚它的后果。

　　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在努力创造一个庞大的投资阶层，推出了个人社保账户、医疗存款账户等政策。这些政策的理论依据便是，相信投资者是谨慎和理性的行为人，能够作出最优决策。他们基本上没有考虑到决策过程中的脆弱一面，更别说导致当前这场灾难的幻觉。

　　民主党人也有同样的问题。民主党在提振方案上的决策同样依据一种对经济机械的、非人性的观念。你倒进去大笔的钱，然后“经济”吐出一定数量的就业机会。民主党经济学家算出了数字非常精确的乘数效应——1美元的支出创造出1.2美元或1.4美元的经济活动。

　　但是经济是一个信任和委讬关系的集合。衰退是一种智力事件，每一次衰退都有其独特的精神内涵。这次衰退产生于深度的失衡并受大量根本上的不安全感所推动。你可以向银行注资数千亿美元，但感觉不安全的银行家仍不愿放贷。你可以巨额赤字、雇佣修路工人、将失业率从8%降至7%，但感觉不安全的民众仍不愿支出和投资。

　　民众的经济精神不能够用简单化的手段来操纵，像凯恩斯一类的机械主义者所幻想的那样。目前政治信心和经济信心的水平正在背道而驰。从政治上看，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但即便已经花了一万亿，马上还有一万亿，经济精神仍萎靡不振。

　　不论左派还是右派的机械主义思想者，表现出来的都是严格的经验主义。但是建立在对人性误解基础上的经验主义只是一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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