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峰会发表的宣言中，分析了当前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原则性的解决方案。但这显然不是最终的答案，关于危机根源和解决方案的讨论仍在继续，不同的观点激烈交锋。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总结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看，这场危机之所以能够传导到其他国家，并让他们为美国买单，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从金融业的角度看，导火索是次级贷款，深层原因则是监管不力；从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看，是格林斯潘在当政期间过度刺激经济，为今天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那么，解决和防范问题也需要从这些方面着手。

　　针对世界货币体系的问题，在G20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代表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加强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要求。未来中国会在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会不断提高。但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短期内能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想要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化被动为主动，最务实有效的就是实现自身的发展。

　　在金融监管方面，我国金融业应该借鉴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在创新和监管之间进行平衡。我们的金融业仍处在发展初期，所以“不用担心婴儿得老年痴呆症”。在现代经济中，金融对于经济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能因噎废食，仍然要稳步推进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只有金融业健康良性发展，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才会增加，对经济的繁荣才能产生根本推力。

　　立足长远利益，理性地实施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现在很多人在讨论：格林斯潘要为今天的危机负多少责任？事实上，监管和自由之间的博弈，也许是人类永远无法平衡的矛盾。

　　日前，扩大内需的十大政策、四万亿的财政投入，体现了政府应对危机的魄力与决心，揭开了全面拉动经济增长的序幕。这项政策及时有力，给了经济一针强心剂。治重症要用猛药，但在重振信心、绝处逢生之后，更根本的做法还是要修养生息、要从机理上进行调养。

　　扩大内需的根本动力，是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科院报告显示，从1990至2005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从53.4%降至41.4%；而同期企业营业余额占GDP比例从21.9%增加到29.6%。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相当程度上是以职工低收入为代价的。工资收入的降低、财富的损失、医疗教育消费的提高等等，这些都阻碍了居民收入的增加。4万亿是空前的大手笔，但如何统筹安排、监督落实，需要高超的决断力和长远目光。

　　针对金融危机以及国内宏观调控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11月16日就"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内宏观调控"召开专题研讨会，论坛成员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丁志杰(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高善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自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本报选取部分内容予以报道，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97期。(曹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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