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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信心的惊人丧失是当今世界最根本的经济问题。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无休无止的烦恼都来自于信心下降,而信心下降反过来不仅威胁到公司和创业者的投资计划,而且同样威胁到了家庭消费的增长。
借用一个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名噪一时的说法,我们的“动物精神”正在减弱(编者按:凯恩斯的基本出发点是,投资行为不能用理论或理性选择去解释,因为经济前景难以捉摸,投资的冲动要靠“动物精神”,即靠自然本能的驱动)。乔治·阿克劳夫和我刚刚写完了一本同名书籍,可是到今年冬天《动物精神》一书出版的时候,世界经济可能比现在更不景气。
世界各国都开始推行积极的刺激和救市计划。可是经济前景看上去仍然低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的预测显示,2009年世界先进经济体将收缩0.3%——这是二战结束后第一次如此规模的收缩。
战胜信心危机的部分困难在于,首先很难对信心进行量化。始于1967年的美国经济咨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10月已经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值。覆盖52个国家的最新尼尔森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也降到了84,而2005年创立时的指数曾高达137。
可是这些针对简单问题提供快速答案的调查却无法告诉我们,人们的观念有多么根深蒂固,新环境会对信心问题造成怎样的影响,或是人们在今后的几个月或几年究竟会作出哪些重要决策。
从本质上看,信心丧失与始于2007年并于今年9月加剧的金融市场混乱脱不了关系。全球金融机构崩溃的幽灵,以及试图挽救它们的绝望的政府救市,已经在公众中诱发了普遍的警惕情绪。
记忆对动物精神所产生的效果也不可小觑。人们了解足够的大萧条知识,知道今天的情况可以拿来同大萧条进行类比。许多人知道三个月到期的美国国库券利率在2008年9月已经为负——1941年以后出现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人们还意识到大萧条过后股市从未如此动荡(只有1987年10月是例外)。此外,美国国家领导人在为异乎寻常的救市举措进行辩护时都毫不掩饰地用大萧条来进行类比。
异乎寻常的经济事件并不总能损伤人们的动物情绪。但与此同时,也并不是所有的经济震动都很相似。比如,1987年10月19日股市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标准普尔综合指数暴跌了20.5%,金融时报100指数下跌12.2%,而日经225指数第二天也创造了14.9%的跌幅。危机波及到整个世界,却并未造成经济衰退。相反,世界股市很快恢复,后来在13年后的2000年见顶时形成了一波巨大的泡沫。
我在1987年股市崩盘后立即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美国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所表达的最大忧虑基本上在于股市的过高估值。而在股市暴跌修正了这个问题以后,许多人显然并不觉得还有其他值得担心的问题。股市暴跌本身是与大萧条的唯一相似之处。此外,许多金融专家把1987年的大跌归咎于一种名叫“投资保险组合”的程式交易,多数人认为这种交易方式应该停止。
但人们无法对不久前的事件作出如此的解释。不久前这次令人目瞪口呆的暴跌无法被作为技术性交易故障所造成的单日反常情况而不予考虑。
10月3日到10月7日的一周,是大萧条以来股市最糟糕的时刻,而日本股市的表现甚至还比不上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中最低迷的一周。与此相似,墨西哥股市的表现可以和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低谷的一周相媲美,而阿根廷股市则创造了大致相当于该国1997~2002年金融危机中的跌幅。异乎寻常的股市震荡,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自此以后都成了家常便饭。
那个可怕的星期孕育了世界目前的刺激和救市计划。七国集团10月10日宣布了联合拯救世界经济的计划,该计划于周末就得到了20国集团的赞同。可股市直到11月初还没有什么起色。
对动物精神的侵蚀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巨大的市场震荡只是巩固了人们大事不妙的猜想。震荡反馈循环已经开始。震荡幅度越大,人们越觉得应该关注市场,他们的交易行为也就越反复无常。
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可资弥补的,是动物精神可以而且有时的确能够改变方向。信心是一种心理现象,看上去似乎反复无常,既可以迅速攀升也可以快速下降。现在,给予公众某种形式的激励,是恢复企业信心最有希望的方法。美国当选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似乎有着激励公众热情的超凡魅力,而他作为首位非洲裔总统的身份标志着一次重大的历史变化,对美国和世界各国都可以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
无论未来将会怎样,我们都需要认真评估正在讨论的全球危机应对计划可能对信心产生的令人困惑、难以捉摸的影响。凯恩斯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经提出的“动物精神”,今天仍然在影响着人类社会。
(作者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许彬彬/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