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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夫
华尔街的这场危机,除了与全球生产、贸易、金融部门长期以来的失衡状况有关之外,也与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思潮的风云跌宕有关。特别是电子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金融工程的大行其道,使全球经济、金融活动,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敏感,都要难以驾驭。因此,在检讨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时,如果不对西方经济思潮加以反省,要认清其病灶,恐怕是不够的。
如大家所知,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几乎很少有一门学科像经济学那样,成为十分吃香的“显学”。经济学的发展不仅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有所突破,而且也以其“霸权”,对其他学科进行持续“侵占”,使得经济学的边界不断扩张。当然,在扩张过程中,也吸收了其他学科的许多新思想、新方法,使经济学的分支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经济学的“帝国”不断壮大。
如果要做最简单的区分,离这场危机最近的思潮,大致可分为倾向于无形之手的“非干预”派,也就是自1970年代以来十分活跃的“新自由主义”一路的学说;还有一支是倾向于有形之手的“干预”派,也就是“新凯恩斯主义”一路的学说。这两路学说,在不同的经济社会状况下,被不同政治力量所倚重,对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产生了极为复杂的影响。
其中,特别要提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在1970-1980年代盛极一时,成为一些西方国家经济自由化的重要思想来源。而弗里德曼因其在“货币的历史与理论等方面的成就”,于197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79年,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更是在其竞选纲领中宣布信奉货币主义,从而拉开了西方国家经济自由化的大幕。
以弗里德曼及其学术思想为主要代表的货币主义,尤其是后来影响深远的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一路走来,真正构成了一个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理论体系,并对19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经济产生了多方面影响。一些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都多少留有“货币主义”的烙印。而奉行者在推行自己设计的政策时,则未必完全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精神。比如,格林斯潘,他的那套货币政策,就曾让弗里德曼表示谨慎。而对于这场危机,包括华尔街在内的研究人士,都认为,格林斯潘难辞其咎。
现在,面对这场世纪大危机,人们开始对“新自由主义”产生了疑问。这场危机造成了全球经济陷入困境。这是谁的错?是自由化过度?是有形之手缺失?是放松管制、过度放任?还是另有更复杂的原因。基于形势还在发展中,还有更多事实需要梳理,一时还不好下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金融业背离实体经济的自我膨胀,是这场危机最明显的成因。这个结论不是来自理论推导,而是来自显而易见的危害事实。
就目前来看,华尔街闹出的这场危机,一方面,与各中经济思潮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情况又不是那么简单,而由这场危机提出的,不只有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难题,还包括对以往各种思想和学说的挑战,需要综合更多情况进行分析,提出新的分析思路和见解来。因此,这场危机不仅是全球经济与金融的危机,也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危机。
当然,现实总归比沉思更急迫。对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来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应该保持怎样的比例关系?自由经济的边界在哪里?监管的红线在哪里?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下面,除了需要有坚实的思想理论,更需要有能够包容各种复杂因素、应对各种状况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这就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困难。
因为,在国际社会都在采取紧急措施,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引发全球性失业大潮的情况下,目前还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拿出深思熟虑的办法来。而经济理论工作者能否在这场危机中,发现问题的真正脉络,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甚至提出全新的理论解说,也可以说正遭遇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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