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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跪出7000亿美元
□ 本报记者 张志伟
“光头、脸庞棱角分明、挺拔刚毅,外表像是一尊雕塑,这就是现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给人的第一印象,其二是他的不苟言笑,就像老街里没有任何标志的褐色大楼一样沉默。而这些只是保尔森“的“冰山一角”。
保尔森“在高盛
场景一:2002年初,某次投资者会议上谈到裁员问题时,保尔森“说,“在我们的几乎每一项业务中,实际是15%到20%的人创造了80%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裁员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保尔森“性情的“心直口快”引起轩然大波。
保尔森的不符合身份的裁员言论,引起员工强烈不满,为挽回局面,保尔森向全公司2万名员工发出语音邮件道歉。但事实上作为“华尔街最著名和最诡秘的公司”,高盛的裁员残酷无情,据《财富》测算,其裁员比例仅次于美林公司。
在昔日的华尔街同行看来,保尔森,正是这位美国金融界最顽强、最能干的“硬汉”让高盛走向了辉煌。在他的带领下,高盛进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从2000年起,高盛就一直保持着全球并购业务老大的地位,将高盛的老对手——摩根士丹利甩在了身后。在金融危机中,高盛却成了最大赢家,如今,他的竞争对手们还在为摆脱次贷危机而头痛不已,高盛已经在“隔岸观火”了。高盛在投资上并不保守,曾多次引领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对CDO的投资也未曾回避,但2006年下半年,风险还未露头时,高盛的风险控制系统已经报警。“高盛紧密的合伙人关系文化在这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辉煌的背后,离不开前首席执行官保尔森的前期的工作铺垫。
保尔森出生在伊利诺伊州巴林顿的一个秀美的农场,大自然的花开花落,森林的绵绵涛声浸润了儿时保尔森,农场的生活也培养了保尔森吃苦耐劳的个性。
1974年,风华正茂的28岁保尔森,怀揣着哈弗大学MBA的文凭加入了高盛公司芝加哥分部,凭借着勤奋、好学及惊人的判断力,担任了投行部门联合主管一职,加入高盛才8年他就被晋升为合伙人。1996年被任命为总裁兼首席运营官。1999年5月,正式出任高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保尔森担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时,日程表挤得满满的,他说:“我每天要处理几百封语音邮件,而且我会立即回复每个电话,无论对方是客户还是公司员工”。这种苦行僧式的勤奋也为高盛赢得了更多有价值的客户。对于中国业务的开拓,靠的是保尔森紧锣密鼓的多年“游说”。在 高盛工作期间,保尔森曾68次造访中国,这种积极的态度对于赢得中国政府领导人的首肯至关重要。高盛揽到了中国移动、中石油等到海外上市的大单。
作为一个CEO,以务实和果断的态度将一个个方案付诸实施,只谈“进展”和“结果”。他形象严肃,他手腕强硬,完全没有任何柔和可言。在2004年1月的华尔街权力榜中,保尔森雄居榜首。保尔森对权力的严格掌控使公司内部连小规模的“政变”都没有发生。
格拉索事件或许是保尔森“硬汉派”形象的又一例证。2003年,纽约证交所主席格拉索因巨额酬金曝光而被迫下台,作为当时纽交所董事会中最富有影响力的董事,保尔森的坚决主张起到了重要作用。
保尔森的华尔街“拯救”
场景二:9月25日 ,美国众议院,保尔森在众议院女议长佩洛西面前单膝下跪。美国国会对7000亿美元巨额救市计划来回拉锯已8天,这让救援计划的倡导者保尔森十分着急,下跪是为尽快通过救援计划。
这一跪,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为昂贵的下跪。
自从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为挽救美国经济,财长保尔森不遗余力,聚集在保尔森周围的是一群疲惫不堪的幕僚,在最近这段时间里,这群人基本上就住在了财政部的大楼里,他们在保尔森的办公室和附近的会议室之间来回穿梭,不时聚在一起讨论保尔森的指令,然后想方设法着手实施。对保尔森的这个团队来说,周末已不存在,这些人中有四位是保尔森过去在高盛集团的同事,这些人有着从证券到抵押贷款行业等各种各样的经历。
鲍而森的表现,令约翰·斯诺和保罗·奥尼尔等美前任财政部长汗颜,这话应该不是对前任财长的攻击和贬低。没有哪位财长能像保尔森,为TARP法案在国会过关而向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下跪!没有哪位财长能够像保尔森向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花期CEO维克拉马·潘迪特、雷曼CEO肯·刘易斯等下达最后通牒!对于雷曼兄弟的求援,没有哪位能像保尔森断然割断昔日华尔街“兄弟”情意!
保尔森以及他的团队在这场烽烟四起的金融危机中,果断地与市场参与者一道,促成了华尔街的象征——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美林的并购交易,操刀解决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主导了由政府接管全球最大保险公司之一的AIG,就在市场对这场金融危机感觉深不可测之时,保尔森开出的药方是7000亿美元TARP。
近日,又准备出400亿美金直接救助购房者。没有人能预测保尔森在这场危机中的胜算几何?不过,这位前美国最大投行高盛掌门人,以其对华尔街公司的熟知,所确定的“拯救”计划是清晰的,即从根本上全面解决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问题。
但保尔森的拯救方案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新科主克鲁格曼的极力反对,被称为“傲慢的驴子” 的克鲁格曼攻击保尔森政府的7000亿救市方案是“现钞换废纸”,主张直接注资银行。10月13日,保尔森在经济救助法案中拿出2500亿美元注资到9家主要银行,以这样的方式回应了克鲁格曼的回击。
在之前,9月中旬,保尔森的方案在华尔街和华盛顿都不会有人买账,可现在,有了美国政府向国内最大9家银行购买优先股的方案,现在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保尔森这样的背景和公信力去挽救美国经济。
从危机以来的表现,保尔森完全有资格获得一枚国会荣誉勋章。毫无疑问,是他及其他的骨干力量一道,正苦苦支撑和拯救风雨飘摇中的华尔街。
“中国通”开启中美对话时代
场景三:一次,保尔森以环保人士身份徒步走进至今仍不通车的云南“神山圣地”雨崩村,高大的保尔森携妻子艰难地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中,徒步7个小时才走到雨崩,保尔森拒绝了组织者为他准备的马匹,他拒绝被安排时不容分说,但他一路上对夫人温迪的照顾细致入微。
他是教徒般的环保主义者。
保尔森曾不下70次造访中国,保尔森情迷中国,他果断地在SARS肆虐的时候来到北京,保尔森跟清华很有渊源。高盛基金曾多次捐资清华,早在2000年成为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在高盛工作期间保尔森就得到了江泽民主席的亲切接见。
保尔森被外界视为在华美国企业的中国问题专家和银行领域的“中国通”。
与中国关系良好的保尔森得到了布什的赏识,被布什任命为新一届财长,并寄予了厚望。财长保尔森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的美国的双赤字,对中国策略成为问题的核心,这时舒默和格雷厄姆等美国参议员提议国会对中国商品征收27.5%高关税。
“中国通”保尔森面对压力,对中国问题采取“温和策略”。采取务实的手段和积极磋商合作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上任后保尔森就开始了急匆匆的斡旋,尽力说服舒默与格雷厄姆两位议员,让他们知道惩罚性关税法案对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帮助,也不是与中国进行谈判的正确方式。2006年7月访问中国,他的这次中国行被视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定调之旅。他7月20日晚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共同宣布正式启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谈判中保尔森语气坚定,对于记者的提问也没有文字游戏,更没有拐弯抹角的说辞。
战略经济对话是中美现有20多个磋商机制中级别最高的一个,这使其能将对话侧重于两国经济关系中长期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为两国经贸发展搭建一个长期稳定的框架。至今,中美两国进行了四次战略经济对话,美中两国针对汇率、贸易摩擦问题开展了富有创新性的磋商,在能源、环保等领域开展更广泛的拓展。战略经济对话对促进中美经贸健康发展、防止经贸摩擦政治化以及消除非经济因素对经贸的阻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008年4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与副总理王岐山,在中国双手握在一起,这不是他俩第一次握手,10年前,在时任高盛主席的保尔森参与下,王岐山成功地通过债务重组化解了由广国投、粤海事件引发的广东金融危机。如今,跨越10年时空后再次聚首,两人的握手又一次让中美两国对中美加深合作,实现双赢有了更多的期待。
2008年6月,王岐山与保尔森在美进行了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方企业共签署了合同和协议71项,总金额达136亿美元,王岐山表示将进一步加快中国的金融开放,保尔森表示欢迎中国的主权基金。
场景四:下班后,保尔森悠闲地陪着当教师的夫人在纽约中央公园看鸟,或者两个在太平洋上的某个小岛安静地晒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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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7000亿是“现钞换废纸”
□ 本报记者 闫立良
时世造英雄。以经济危机预言者和布什政府经济政策批评者而名噪当世的保罗·克鲁格曼,10月13日以其始创于1979年的新贸易理论而获得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克鲁格曼的获奖理论与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构成了一幅颇具戏剧性的画面:因“自由市场”获奖,当前的金融危机却正在改变着人们对“自由市场”的认识。对于诨号“傲慢的驴子”的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就像是过眼云烟,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其作为令人不安的危机预言者、犀利苛刻的共和党批评者和救市方案的制订者这三重角色。
金融危机“接生者”
“接生者”能够洞察前因和后果,甚至能开出事实发生后的处置药方,但却无法改变事实本身。对于危机,克鲁格曼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接生者”。他能预见危机到来的时刻,却无力阻止它发生。
在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后,克鲁格曼在接受采访时给世界经济走势做出了诊断:此次危机已经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危机同样危及实体经济,即使信贷市场被盘活,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严重衰退。在克鲁格曼看来,“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和上世纪90年亚洲金融风暴同样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在某些方面可与大萧条时期相提并论。”
经济的发展沿着克鲁格曼的预言前行。在2005至2006年间美国经济让人摸不着方向,此时的克鲁格曼嗅到了经济危机的味道。“在出现拐点时,那些通常代表经济风向标的各种指数往往会指向不同的方向。”2006年底,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风暴的征兆》的文章,提前预测到了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
今年3月,他在接受专访时预测,“我很担心这种情况(日本式的经济衰退)在美国发生,此次危机有可能和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的网络危机一样严重。”一个季度后,他说的经济衰退终于从格林斯潘和保尔森的口中得到证实。就在今年3月份,克鲁格曼预言,美国住宅价格要回到合理水平,将平均下跌25%,甚至40%至50%。他还认为,摩根大通收购贝尔斯登这种模式不应成为解决今后大问题的方式。
随后事态的发展,再一次让克鲁格曼的预言成为现实。
他提醒公众:“我们处在一个必须时刻系紧安全带、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中”,而且他认为这一趋势“将继续下去”。
作为一个令人不安的预言者,克鲁格曼曾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国际能源危机。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陈甬军教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后的评选或多或少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克鲁格曼的当选可谓正合时宜。同时,陈教授指出,克鲁格曼的研究领域和成果,有助于经济学界从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根本环节去思考这次的金融危机。
布什政府“批评者”
克鲁格曼的诨号是“傲慢的驴子”,在学术上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任何政党开战。作为布什政府政策坚定的批评者,克鲁格曼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种风格。
作为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克鲁格曼24岁就构筑出汇率危机的初步模型,并成为该领域的开创者。38岁就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为杰出中青年学者而设立的“克拉克奖”。与这些骄人的学术成绩相媲美的是他无畏的勇气。
不过,与其相对专业的学术成就相比,克鲁格曼更为人所知的似乎是他的“倒布”言论。在小布什上台后不久,他就以其一贯犀利的文笔和缜密的思维,深入剖析布什政府的政策。
2001年3月他指出加州的能源危机是假相,与当局关系密切的大公司对于市场的操纵显然是罪魁祸首。克鲁格曼认为:“那些公司要么是圣人要么就是奸商”,12个月之后安然倒闭。克鲁格曼的观点与当时华盛顿的“御用”经济学家们形成了鲜明对比。
2003年结集出版的《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一书,由于其起止时间和布什参加总统竞选并当选几乎同步,遂成为克鲁格曼“倒布”的最有力武器。
克鲁格曼的文章对布什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减税计划以及能源和环境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克鲁格曼提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主导布什政府政策的美国右派保守势力将是一支“颠覆性的力量”,其隐含动机是想从根本上变革美国现行经济和政治制度,是想根除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构建起来的福利体制。
在克鲁格曼看来,正是布什政府前几年推行的过于宽松和缺乏监管的政策,催生了此后的金融泡沫,最终引爆今天的危机。
“布什先生令我们的政府堕落,并且损害了立法的原则。”克鲁格曼在2007年5月18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这样写道,“他已将美国领入”战略灾难“和道德贫穷。”
克鲁格曼一直是布什政府的批评者,从伊拉克战争到减税计划,他认为政府错误的政策导致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他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与大萧条时期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两次危机惊人的相似超乎我的预料,”他在10日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我们的金融系统处于失控的状态,人们现在能做的就是购买国债和饮用水。”
其实,透过“倒布”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务实的克鲁格曼。作为最坚定的自由市场支持者,克鲁格曼只是不希望看到美国经济被华尔街以金融创新的名义绑架,脱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大搞虚拟经济和疯狂的毫无理智的进行所谓金融创新。他批评政府的潜台词在表明一种观点:只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和谨慎的金融创新才能支撑美国经济的发展。
救市方案“制定者”
克鲁格曼9月22日撰文指出,这次金融危机的发展可分成四步:第一,住房市场泡沫破裂使拖欠贷款和丧失赎回权的案例激增,继而使抵押支持债券的价格暴跌。第二,金融交易亏损使众多金融机构所持资本相对于它们的债务而言太少。泡沫时期大家都欠下巨额债务,资本短缺变得尤其严重。第三,资本短缺,致使金融机构不能或不愿提供经济运行所需要的信贷。第四,金融机构一直试图以出售包括抵押支持债券在内的资产方式减少债务,但这导致资产贬值,令财务状况变得更糟。这种恶性循环就是一些人所说的“去杠杆化悖论”。
在新的救市计划被批准之前,保尔森的救市计划呼吁联邦政府买入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主要是抵押支持债券。克鲁格曼认为,它也许能打破去杠杆化的恶性循环,即危机第四步。即使这一点也并不确定:不仅财政部拟议购买资产的价格,许多资产的价格同样承受着下跌压力。即使恶性循环得到遏制,金融体系仍然会面临资本短缺。
因此,克鲁格曼强调,从这次危机的成因看,政府似乎应该从第二步、而不是第四步入手进行干预:金融体系需要更多资本。如果救市计划用力在第四个环节,那是“金钱换垃圾”之举。
克鲁格曼强调,国会宜暂缓片刻,着手认真修改救市计划,让它成为能解决真正问题的计划。不要让自己迫于压力草率行事。如果救市计划按现在的样子获得通过,不太遥远的将来我们都会后悔不已。
10月12日,克鲁格曼称,化解危机要做的就是采取过去多次金融危机中曾采用的做法,由政府向金融机构注资、换取部分股权,以解决资本不足问题。资本注入经常被称为暂时局部国有化,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支持的解决危机的办法。
克鲁格曼对英国首相布朗刚刚批准向银行注资以及对银行储蓄担保的计划,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认为,尽管现在还不知道这些行动是否有效,但幸运的是,对世界经济来说,戈登·布朗和他的官员还有点道理。他们也许已经给我们指明了走出危机之路。
在美国众议院13日召开的闭门会议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与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迪格里兹在内的11位经济学家一致同意了政府直接注资换股的做法。
美国政府救市方案最终沿着克鲁格曼画出的轨迹进行。
克鲁格曼对欧洲13日出台的一系列救援计划大加赞赏。不过他同时表示,市场的热烈反应并不一定就预示着计划会奏效。
人物点睛
格格不入的两个人。
一个是“傲慢的驴子”,一个是“沉默的磐石”。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是尖锐的“聒噪”者。经常一针见血地揭穿“真相”,并赐予激烈的“批评”,攻击布什令政府政策堕落,过于宽松和缺乏监管的政策催生金融危机。激烈地抨击保尔森的救市方案,7000亿美元的TARP法案是“现钞换废纸”,甚至在博客中孩子气地翻起了保尔森老底。
克鲁格曼是成功的预言家,怀揣“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和“多重均衡”的理论,成功预测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能源危机和美国的次贷危机。他认为经典的分析工具太复杂,或者是“太过优雅”,亦或不够“新潮”,不值一提,而“危言耸听”的分析更容易获得关注和认同。综合上述原因,瑞典评选委员会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克鲁格曼。
保尔森则是富有性情的坚定的执行者,一个硬汉,极强的权利掌控人,他从不停留在思考阶段,而是以务实和果断的态度将其付诸实施,只谈“进展”和“结果”。为使TARP法案通过不惜下跪,修改救市方案,吸纳克鲁格曼的“批评建议”,同中国建立战略对话,并反复表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一个过程。同时保尔森又是“心直口快”富有生活情趣的人。
我们试图通过不同视角的解读,让两位富有个性的巨人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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