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 飙

　　近日，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没能预见到金融危机以今天如此剧烈的程度爆发，并承认他曾给以最大信任的参与者自我约束机制没能预防危机的酝酿和暴发。格老的这一表态被许多人解读成他对自己过去所信奉的理论和所执行政策的“悔悟”，或者说他“认错了”。从类似的报道和评论中，人们似乎可以读出这样几层意思：作为金融系统的首席监管者，格老当初应该认识到却没有认识到或忽视了某些危险信号，他在若干可行的决定中选择了错误的一种，并因而未能避免危机的发展和爆发，所以格老及其所领导的美联储对危机的爆发负有责任，如果他们当初更明智和谨慎一些，危机或许可以避免，进而，如果由持另一套宏观经济理论的人来领导美联储，并执行更严格的监管政策，危机本可以避免。

　　是不是这样呢？格老的国会证言是否暗示了上述意思？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今年3月，格老曾在《金融时报》撰文详细说明了他对本次危机的看法，如果我们对照阅读该文与他的听证会发言稿，就会发现他的观点根本没变，两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基本一致，许多段落甚至原文照搬，因此，将他的国会证言解读为“幡然悔悟”或“终于认错”是不得要领的。格老的确承认了他做出了错误的预见和判断，也承认了他没能采取恰当措施避免危机，但他并不认为存在另一套更好的理论和模型，能让他或其他监管者做出正确预见，也不认为存在可行的措施来避免危机，换言之，格老承认他不是上帝，如果不是上帝也是错误，那他的确错了。(讽刺的是，不久之前的确有很多人将格老奉为上帝)。

　　是的，人不是上帝，人的理性十分有限，美联储委员个个博学多智，但他们的政策和措施也只能依赖于现有的知识系统，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然而经济理论总是滞后于经济实践，这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市场先发展出了金融衍生品，才有了经济学家关于衍生品的理论，和以此为基础的风险评估模型和监管模式，同样，是市场先经历了波动和周期，发生了危机，才有了关于周期和危机的理论，以及相应的货币政策。此次危机之后，人们自然会对先前的理论和模型做出修正，如格老所言，监管政策也须做出调整。但这些都是事后之明，事前，任何理论都无法预见在一个全新的、充斥着衍生品并持续了数十年繁荣的市场中，危机会以何种方式酝酿和蔓延。

　　监管政策必须调整，但如果将之理解为必须向强化监管的方向调整，则是错误的，如格老所言，随着危机深入，银行和投资者已变得极其谨慎，远比任何可能的监管政策所希望的更加谨慎，此时任何强化监管的措施都没有意义，同时，银行和投资者对于旧理论和模型的反思和怀疑将比经济学家和监管者更加激烈，无须监管者提醒便会远离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那些金融产品。因此，强化监管，对于已被危机所揭示的风险是多余的，而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风险，则是无知和无效的，只要继续容许金融创新，那么下一次以全新方式发生的危机仍将无法避免。监管当然能避免危机，但代价只能是扼杀一切创新。

　　和生物系统一样，经济系统是在连续的创新和淘汰浪潮中得以进化和发展的，进化赖以继续的前提是，未来对于创新是开放的。许多生物创新曾在短期造就了物种繁荣，随后当生态系统和环境条件改变时便不再适应而遭遇灭绝。今天，当我们赞叹自然之神奇和生物之丰富多彩时，或许已经忘了数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史上，曾经历过的无数次物种灭绝，99%以上的物种早已不复存在。同样的，当我们反思金融危机甚至痛批那些创造了衍生品的投行时，可曾记得它们创造了数十年的繁荣？假如上帝当初把那些变异生物个体视为怪物而加以清除，他可以避免生物大灭绝，但他将永远见不到脊椎动物、灵长类，当然，还有我们人类。

    新浪声明：本版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并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