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胡佛总统的一句话成为后来人们不断提及的笑柄。对于伴随大萧条而来的贫困、饥饿甚至死亡，作为总统的胡佛似乎并没有切身的感受，一次，他在接见记者时，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十顿饭”。这样的话招来普遍骂声是无疑的。

　　时至今日，人们对作为一个大国总统的胡佛为什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也多少有些奇怪。我想，真正的原因是这次的大危机确实有着某些诡异之处。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灾难突然来临的时候，类似这种幼稚的错误，绝非仅仅为胡佛所犯。曼彻斯特说，那时社会中有着各种各样愚蠢的想法，其中之一，是把产品的积压仅仅看作是一种销售技巧的问题，“只要有个好推销员，什么都能卖得出去”。对于大萧条形成的原因，连当时的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都说，大萧条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懒怠工造成的，“很多现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时偏要罢工，便是根本不想干”。

　　因此可以说，像曼彻斯特所说的那些愚蠢的想法和说法，与其说是由于幼稚和愚蠢，不如说是由于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中的惊慌失措。曼彻斯特的这样一个说法则是让人深思的：这两个历史时期(即凯恩斯所说的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和大萧条)至少有一点确实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虽然身受其害，却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80年过去了，是谁种下了大萧条的祸根？人们仍在不断追问这个问题。总起来说，在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是两种最有影响力的解释。在凯恩斯主义看来，之所以会出现“大萧条”，是由于社会中的总需求急剧下降。而导致总需求急剧下降的原因，则是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当时政府蹩脚的财政政策又使得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则将大萧条的祸根归咎于当时的货币政策。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 《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中指出，联储防止银行破产努力的失败和从1930年底至1933年货币供给的下降，应对萧条负主要责任。

　　尽管其中的争论还会延续，真正的判断还要经济学家来做，但有一点推论是现在就很明确的：如果当时的大萧条是某些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失误的结果，那么，这样一场大危机就可以看作是政策失误的结果，换言之，这样的一场大萧条就是一个可以通过政策加以避免的事情。然而情况显然不是这么简单。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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