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娟

　　评级机构在职能上的内在冲突，不但要求评级机构自身强化内部管理，而且需要外部监管机构进行有效的监管，需要监管部门通过制度的制定和定期不定期的检查，确保评级机构与债券发行人、债券承销商、投资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

　　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

　　自2007年4月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从而触发次贷危机以来，市场各方对次贷危机给予了高度关注。舆论认为，贷款机构为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放宽了申贷标准，导致大量低信用等级的借款人获得了贷款；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投行等机构将次贷产品进行层层分解和打包，从中获得高额的手续费。而这些经过华尔街金融天才精美包装的证券化产品构造异常复杂，投资者很难有足够的资料及专业化的知识来评估其所购证券的内在价值和风险，因而不得不依赖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来进行投资决策。

　　在次贷危机中，标准普尔、穆迪、惠誉这三大评级机构也一直处于风口浪尖上。早在2007年7月，美国众议院就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向投资者提供更多有关如何进行信用风险计算的信息。2008年1月，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联合发表声明，敦促信用评级机构在告知投资者有关结构性金融工具的内在风险上要做得更好，否则各国政府将考虑通过管制来迫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除了监管机构，媒体的相关批评声也此起彼伏。他们认为评级机构很少受到监管，未能及时向投资者提示结构性金融产品蕴涵的风险，没有起到很好的风险揭示作用；信用评级机构对次贷风险反应迟钝，而在问题出现后评级机构又不约而同地采取降级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对大量次贷产品进行降级，“恰好向次贷危机的心脏插了一刀”。

　　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的表现来看，笔者认为评级机构对次贷危机负有一定的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第一，评级机构在进行信用评级的同时提供有偿的结构化设计服务，存在利益冲突。在对结构化产品进行信用评级的同时，三大评级机构通常与承销商共同设计此类债券，对次级债券的分层、信用增级等提供建议，从而收取相关费用。这种冲突类似于独立审计中的自我评价，会影响评级机构独立公正的评级立场。因而评级机构易低估次贷产品风险，给出偏高的信用级别，从而助长市场对该类产品的乐观预期和非理性追捧，埋下风险隐患。

　　第二，评级机构对评级结果调整滞后且调整幅度偏大，放大对市场的冲击。三大评级机构未能及时地对次贷市场的风险予以揭示，而当风险显现时，又大范围地对级别进行快速调整，从而对市场造成了冲击。如市场传言贝尔斯登出现流动性问题时，评级机构没有行动。而在传闻得到证实后，三大评级机构均采取了降级行动。此外，在没有预警信息的情况下三大评级机构在短时间内对大量的次贷产品降低信用级别，使投资者因债券级别下降无法满足相关监管要求而低价抛售这些债券或不得不补充超额的流动性，流动性进一步趋紧，市场预期加速恶化。这又促使评级机构采取进一步的降级措施，形成恶性循环。

　　当然，把次贷危机全部的责任推给评级机构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次贷产品结构复杂，参与者众多，评级机构作为参与者之一，仅活跃在其中的某些环节。因此，我们需要正确看待信用评级机构在次贷危机中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