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两个奇迹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2)
构建或学习理论是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不容讳言的事实是，现代的主流理论基本上都是由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学者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发达国家的现象和经验构建的。但是，我从1987年回国后的切身体验以及对西方主流理论演进史的学习，让我认识到发达国家其实并不存在一本“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经。为什么呢？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由于条件和发达国家有差异，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也不见得适用。更何况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就像时尚一样，不断被新的理论所扬弃，也就是发达国家的理论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是适用。倘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根据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做决策，经常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遗憾。这个认识让我幡然醒悟，为何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发展中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也和中国一样都做了许许多多艰苦卓绝的努力，但是尚无根据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制定政策而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例子，少数几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策在推行时从当时的主流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如果死抱着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容易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变成一个批评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若想要对本国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裨益，需要自己去认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各种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建立起新的理论、概念，产生新的思想，并据此提出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政策建议。在《中国的奇迹》出版以后我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努力，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了我在芝大时的导师之一D. 盖尔•约翰逊教授命名的年度讲座，请我去做首讲，我借此机会把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做了一个总结，发表了题为“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的演讲 ，会后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在接受芝加哥大学的校报《Chicago Maroon》采访时称根据我的研究“过去15年出现的新发展理论是无用的……，包括许多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所做的研究是无用的”。他所说的新发展理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在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这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是他获奖的原因之一。
2005年我又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英国剑桥大学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国际经济学界的圣殿，马歇尔、庇古、凯恩斯、罗宾森夫人、卡尔多等经济学界耳熟能详的大师云集。马歇尔本人是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是继亚当•斯密以后的另一位集大成者。该校为纪念他的贡献，从1946年开始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去做以他冠名的讲座，邀请信提前两年发出，给主讲者充分的时间做准备。我是第61位主讲者，也是第二位登上这个讲坛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在我之前的60位主讲者中有15位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在1968年才开始颁发，获奖者必须在世，因此，在我之前的主讲者中有资格得到诺贝尔奖的应该超过15位。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总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诺奖得主贝克尔写到：“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诺奖得主福格尔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奖得主诺斯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诺奖得主斯宾塞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08年6月我到世界银行[微博]任职，在去世行之前我是从中国的经验为切入点去反思主流的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理论，世行的工作给了我一个更高、更广阔的平台去观察和了解其他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经验，检验我根据熟悉的中国和东亚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体系的适用性。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直接主管的发展研究部有300多位受过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间接管的经济学家则超过1000位。此外，还有许多机会去和来自各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优秀经济学家及政府领导人做面对面的直接交流。经过一年的碰撞切磋更增加了我对过去20多年来的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和在实践上的价值，因此，利用2009年6月我到世行工作一年时的一个内部讨论会，把我的研究正式定名为新结构经济学，作为继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侧重政府作用的结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侧重市场作用的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版发展经济学。2011年3月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邀请我去做著名的库兹涅茨年度讲座，我借此机会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发展问题的一个理论框架”为题作了演讲，向经济学界正式宣告新结构经济学的产生。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倡议经济学界的同行在研究发展和转型问题时要重回亚当·斯密，但是不是回到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观点，而是回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所揭示的对所关心的问题、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来。发展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一个国家实现快速的经济发展。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在十八世纪之前就是西欧那些发达国家也要1400年人均收入才能翻一番，快速的经济发展是在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发生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这种快速经济发展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原因则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产业的不断升级使得劳动的产出和价值不断增加，伴随着生产规模、市场范围、资本需求和风险的扩大，各种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减少风险。
新结构经济学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分析基础，以每一个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为切入点，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有效的市场”来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以诱导企业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形成竞争优势，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
新结构经济学和传统的结构主义的区别在于结构主义把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认为是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则认为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和一般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在于一般新古典经济学把发给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的差异。
前两版的发展经济学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要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而自己缺的产业(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或要发展中国家去采用发达国家能做好而自己做不好的各种制度安排(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经济发展要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着手。政府的作用则是为在市场竞争中能做好的产业消除增长瓶颈，帮助企业把这些产业做大做强。
在我提出“有为政府”的观点时，其他学者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政府的干预是正确的？就此，我发表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政府在结构变迁动态机制长的作用”一文给予回应(更多可参见FT中文网新结构经济学讨论专题)。
2012年6月世行任期结束前我将先前所写的相关论文结集，以《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版。离开世界银行以后，我又以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结合我在世界银行走访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体如何崛起》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中文版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经济学被人戏谑为“令人抑郁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样，因为从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处处是不足和缺点。与之相反，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机会，认为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管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多么糟糕，企业都有追求利润的动机，只要政府能够采取务实的政策，利用可动员的有限资源和施政能力，设立工业园或经济特区，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提供足够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以降低内外资民营企业生产、营销的交易费用，则任何发展中国家都可以立马把微观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踏上快速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结构转型和动态增长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必须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设好了，再来由市场自发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以中国为例，1979年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中国的营商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投资环境糟糕。中国并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把上述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好来坐等各种新的产业在市场的竞争中自发的涌现。相反，中国各级政府动员其有限的资源和能力建立了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各项指标很差，但是在特区和园区内，基础设施的瓶颈得以缓解，营商环境也变得富有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