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以升

　　很大程度上，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这些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国债规模太大。所不同的只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大规模实施债务货币化，最终推动了这些地区经济显得比欧元区稍具“优势”。而欧元区由于德国、欧洲央行的坚持，一直没有推动直接的主权债务货币化，导致欧元区更大程度上面临财政紧缩和经济紧缩的压力。

　　但从货币伦理的角度来讲，其实德国和欧洲央行坚持压缩支出、坚持不将债务货币化(不推动直接的量化宽松政策)本来是正确的、正义的，却被描绘成了危机的肇因。而债务货币化这种非常规的举措，当前俨然已成为市场热盼的“正确”。

　　能够推动量化宽松政策、推动直接的债务货币化，而不产生激烈的通胀，本是美元这种全球货币所具有的天然优势。美联储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将全球资产和商品价格体系硬生生地从2008年危机的下跌中拉回，带动全球各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让全球经济体共同承担了美国债务货币化的通胀压力。

　　笔者认为，当未来我们梳理这段历史之时，人们将会称颂德国的各种原则坚持。

　　但欧洲央行和美联储最终也将是五十步笑百步，在经过两年的挣扎之后，德国、欧洲央行现在也要开始推动某种变相的“准量化宽松”政策了。

　　所谓魏玛共和国恶性通胀的悲惨记忆，塑造了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德国央行以及德国央行的行为逻辑，但其实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德国央行最终还是会让步。

　　欧元是要保持购买力的稳定，但前提是欧元要“存在”。这就是德国和德国央行的底线，以及“真正的危机”。只要触及到这一底线和真正的危机，德国就毫无疑问会作出让步。在当前各种救助机制已经穷尽，只有通过欧洲央行出手才能维护住底线的情形下，德国将支持欧洲央行出手购债，虽然德国将赋予一定的前提条件。

　　9月份是欧元区危机救助机制的关键月份。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应能看到9月发生如下景象：第一，西班牙会选择屈服，在9月中旬之后主动寻求主权债务救助，同时西班牙也将接受外部审查、部分主权上交等条件；第二，欧洲央行将出台新的资产购买计划(SMP)，以缓和葡萄牙、西班牙等边缘国家过高的国债收益率，欧洲央行将选择一种既不是最激进但也不是最保守的方式，新的SMP计划可能不会设定明确的规模和明确的收益率目标，但在规模、购买条件、购债期限上都将让市场满意，欧洲央行还有可能修改抵押品规则，放宽要求，以给银行业更大的支撑。

　　在9月份即将到来的欧洲央行推动“准量化宽松政策”的问题上，我们将看到德国在原则问题上的退让。当然，这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上，也将是一种前进。

　　德国的这种退让，其实在欧元诞生前的上世纪90年代的欧洲汇率机制保卫战中，就曾发生过。当前欧洲央行要保卫的是边缘国债务收益率，当时保卫的则是各国货币对马克的汇率水平。1992年的冲击让英镑退出了这一机制，这之后法国货币法郎持续受到贬值冲击，但最后，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实施政府干预，推动德国央行向法国央行提供高额货币互换和融资支持，最终稳定了法郎汇率，打赢了“法郎保卫战”。1992年9月23日，法德两国央行和财政部发表联合公报，宣布法郎对马克汇率神圣不可动摇。

　　《欧元的故事》一书详细披露了这一史实。实际上，德国做出这一决定，既损害了德国央行的独立性，也违反了德国央行的行为准则。而德国央行这么做，是科尔给出的“明确指示”。而科尔当时之所以做出这一决策，是和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爱丽舍宫会谈、密特朗明确告诉科尔：如果法郎守不住汇率水平而退出汇率机制，就意味着欧洲单一货币的终结。

　　这是“真正的危机”，因为这触动了德国的底线。

　　当然世易时移，情况有所不同。1992~1993年的欧元汇率机制危机，当时欧洲各国货币诸如英镑、里拉、法郎等，对危机的救助实际上受制于各国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储备)的规模。英国就是在基本耗尽其外汇储备后，向包括索罗斯在内的市场力量缴械投降的。但当前不一样，经过货币一体化的发展，实际上欧元已经上升为某种层次的国际货币，虽比美元的中心地位还较远，但当前欧元区对欧债危机的救助已没有了当年的“外汇储备”问题，欧洲央行只需发行自己的欧元就可以了。

　　这就是货币一体化、货币国际化的好处。

　　德国和德国央行对于原则的坚持，在真正的底线面前会放松。这其实是一个货币伦理的悲哀。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