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周三下午消息 2008年在雷曼兄弟破产、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后，人们普遍认为在这一时期里政府将从企业手中夺回权力，但事实正好相反。

　　出席上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政治人物很让人失望，默克尔闷闷不乐，盖特纳处于守势。欧洲混乱不堪、美国经济脆弱，甚至过去三年里唯一的亮点，新兴市场的经济成长也开始放缓。政客找不到解决当前重大问题，如债务与贫富差距的办法。市场在寻找答案，但政治领袖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招致政治风险。

　　与此同时，顶级企业似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在正在快速成长，高管变得更加富有。如果今年达沃斯有一个暗藏的主题，那就是全球大企业繁荣兴旺，而一些国家与政府很惨，很受伤。这些跨国企业正在展翅高飞，越来越远离本国经济与市场的窘境。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接管政府的一些职能。

　　本周《纽约时报》一篇有关苹果的文章直指这一问题，这篇文章揭示了为什么iPhone基本上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制造的。苹果一位高管是这么说的，“我们没有义务解决美国的问题。”《时代》杂志经济学家委员会在一次研讨会上指责企业领袖不与国家分享他们坐拥的2万亿美元财富，企业家反驳称他们确实创造了工作机会以及财富，只不过不是在国内。

　　这里面的道德含义要比你想像得更为复杂。你可能认为在中国与印度创造就业要比在美国创造就业更有利于全球的幸福，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要远低于美国。哈佛商学院系主任Nitin Nohria表示，作为一个来美国的印度移民，他对这一观点持同情态度，但如果“每个企业都象苹果一样，那么将给民众酿成悲剧。我们与国内市场息息相关，跨国公司不能回避国内市场。”劳工经济学家Clyde Prestowitz在本周的《外交政策》上指出，苹果可能认为美国经济并不是它的“问题”，但苹果的确需要美国的第七舰队维护亚洲水域的和平，这样它才能安全地运送它的产品。

　　这一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试图激发人们对美国制造业革命的热情。但哈佛商学院针对1万名有权势校友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公司将工作转移回国内并不是因为美国人有更好的技能，而是因为能源成本在上升，使对时间要求较高的制造业工作回到国内更划算。这些因素可能很快就会改变。

　　同样道理，许多公司将工作转移到国外并不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而是因为国外的技能更熟练(至少相对于工资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趋势，西方劳动力市场正在日益分化。许多人比如诺贝尔奖获得者Chris Pissarides认为仅靠创新与教育并不能让我们走出困境。形势只会更加恶化，即将到来的自动化革命将会夺走更多发达国家白领工人的岗位。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正在快速发展并拥有大量现金的跨国公司难道对本国市场一点也没有责任吗？他们是否应该承担部分国家已无力应付的责任，比如教育、医疗与基础设施建设。在达沃斯，许多人的回答是：是的，我们需求更多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更少，让公司去弥补国家的不足。一些人提出的建议十分激进，让通用电气与微软帮助美国的教育变得更有效率，并确保美国工人拥有必要的技能。(是的，每个人都认为这样的解决方案会产生很多社会与政治问题。)

　　美国应该重新审视他的工业政策，应该象中国那样推动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并给予补贴，并对竞争性产品征收高关税，但银行家则担心这会导致贸易战争与货币战争。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大幅提高发达国家90%的人的最低工资，让他们为全球巨富们服务。他们说两个等级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我们只需要让它变得更容易让人忍受。许多人，包括一些大学校长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证高端、尤其是高科技的工作留在美国”。

　　对于这一点，至少政治家们会同意。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达沃斯开幕式上表示，除非欧元区危机得到解决，否则欧洲将成为“一个可以去度假的好地方”。这句话对所有富裕国家都适用。在达沃斯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是“资本主义与民主手拉手共创最美好社会”这一理念正在受到攻击。新模式的建立将国家与国家对立，企业与政府对立，穷人与富人对立。原来这世界并不是平的，而且正变得更加崎岖。           

　　本文译自《时代》杂志，作者Rana Foroohar。          (明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