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华盛顿12月26日电(记者蒋旭峰)美国两位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和托马斯·杰斐逊有过这样一段“杯碟”对话。杰斐逊问：“既然国会设立了众议院，为何还要设立参议院？”华盛顿反问：“为什么根据当下的习俗，要把咖啡杯里的咖啡倒进咖啡碟再喝？”杰斐逊说：“让咖啡变温后好入口。”华盛顿答道：“设立参议院正是要让众议院的议案降温。”但在这番对话的两百多年之后，美国会参众两院今年围绕经济议题展开的“杯碟”之争恐怕会让华盛顿总统大跌眼镜。

　　“府会分治”导致党争频发

　　在设置三权分立和国会两院分权制的政治架构时，美国建国之父用心良苦地希望达到权力制衡、鼓励理性思辨的效果。但建国之父们想不到的是，如今相同的政治机制处于和当年截然不同的政治坐标之上。

　　开国精英的政治理想主义已是昨日辉煌，在华盛顿执政时期，美国甚至没有明显的政党派别。到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等人主导美国政坛时，尽管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经济议题上存有分歧，但并未出现频繁撕破脸皮造成国家机器停顿不前的情况。19世纪早期执政的詹姆斯·门罗总统因为没有遇到明显的党派斗争，度过了“感觉良好时代”。

　　如今，“感觉良好时代”不复存在。在2010年的中期选举后，共和党赢得了国会众议院的主导权，民主党手握白宫和参议院，华盛顿再次进入“府会分治”期。白宫位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西北侧，国会山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东南侧。当国会两院和白宫都在同一政党手中时，美国权力会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明显“西进”，美国建立社保体系等重大立法改革往往在这种时期通过；在“府会分治”期，政治权力则“东移”，导致重要立法面临极大阻力。

　　体制因素是造成美国党派之争频发的重要原因，国会的构架和权力制衡机制过于精细，反而容易出现部分强势团体利用规则力推政治边缘主义的现象。由于国会参议院并非采用英国等国的简单多数投票制，重大事项需要达到60票同意，否则议员可以用不间断发言来进行阻挠议事，贝拉克·奥巴马执政前两年的金融和医疗两大改革都是卡着参议院60票的门槛涉险过关。如今民主党在参议院不足60席，因而民主党在人事和财政两项大权上，拥有主动权，但没有决定权。

　　美国435名联邦众议员两年任期结束后全部重选，100名联邦参议员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选期过于频繁导致华盛顿“选票主义”至上，这是造成驴象之争的现实政治动因。美国最激烈的“杯碟”之争往往出现在某一政党多年下野后再度执掌国会期间，迫切的“话题效应”使得议员为了连任可以不计后果，比尔·克林顿执政时期的1995年白宫“关门”风波就发生在共和党自1954年以来再度获得众议院主导权之后，新任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将政治边缘主义演绎到极致。

　　从“补台”到“拆台”

　　失去对众议院主导权四年的共和党人今年重新夺回众议长席位，今年的国会“杯碟”也不再是“补台”关系，而是围绕经济议题上演了一幕幕“拆台”大戏。

　　从年初的2011财年预算之争，到年中的美国削减赤字大战，再到年底的薪资税和2012财年预算之争，驴象两党经常要打斗到白宫“断粮”前的半天甚至最后一小时才告终，白宫今年至少三次出现“关门”危机。由于这个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屡屡将投资者的神经挑战到极限，标普下调了美国的3A长期主权信用评级。民主党批评本届国会颇像哈里·杜鲁门总统执政时的只会下绊脚石、“一事无成”的国会，共和党则反唇相讥，称奥巴马是个一事无成的总统。

　　今年，在重要经济官员的人事任命上，获奥巴马提名担任美联储理事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不堪忍受共和党参议员的羞辱而放弃提名，新商务部长约翰·布赖森在奥巴马任命近5个月后才获批准，妥协后的白宫提名温和派人物理查德·科德雷执掌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却依旧吃到闭门羹。在每一次重要经济官员人事任命上，共和党都要“捆绑”条件，力图影响贸易、货币等重要经济政策制定，并给奥巴马的金融和医疗改革措施增加障碍。

　　今年下半年延长薪资税和失业救济金政策的博弈是两院的又一次“杯碟”大战。若从奥巴马9月在就业促进法案中提出薪资税减税和失业救济金政策延期算起，两党围绕这一议题的争斗长达三月有余。在一波三折的斗争中，两党不仅是在争夺议题设置的主导权，也在就是否减税和减税资金来源等经济治理理念进行较量。

　　“杯碟”之争应休矣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此轮经济衰退远长于1990年至1991年、1981年至1982年的衰退期。经济复苏缓慢使得两党在如何加速复苏的理念上交火，这是造成党派博弈频繁的特殊经济背景。尽管克林顿执政时期遭遇了六年“府会分治”的挑战，但克林顿时期的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等官员向记者表示，目前的党派斗争远比当年频繁，这是在经济复苏不如人意、联邦政府赤字攀升、失业率高企背景下的产物。

　　年度财政赤字连续三个财年突破1万亿美元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出现的新历史产物。金融危机后对汽车等行业的大规模救助计划、延长失业救济金领取时限、通过给工薪族降低薪资税来提振即期消费等措施，虽然赢得了短期刺激经济和保障民生的效果，也将美国的政经大钟摆推向了左侧。在同一背景下，赞成回归小政府、低赤字等传统共和党经济理念的“茶党”保守势力崛起，国会众议长约翰·博纳等共和党高层今年数次推翻两党闭门会谈的共识，令谈判变数陡增，这背后都有共和党内部保守派势力在起作用，他们所代表的相当一部分选民希望华盛顿的政经大钟摆向右回归。

　　历史经验表明，如果美国政治权力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东移”之后，政治决策往往会变得冗长且波折不断。但正如从30岁就开始担任参议员的美国现任副总统约瑟夫·拜登所言，华盛顿的机制最终会解决华盛顿的问题。今年共和党在谈判时多次向民主党“勒索”，但始终不敢突破一条“红线”，共和党的前车之鉴就是当年金里奇逼迫白宫，导致其因没有经费而关门，最终令失去民心的共和党在选举中失利。

　　但是，当“杯碟”之争频繁上演之际，迷失的是美国的长期思维和宏观视野。“当前有欧债危机等很多国内外重要宏观议题需要美国发挥领导力，但美国议员们全年都在为‘微观’议题争执不休，”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国际经济项目主任乌里·达迪什这样批评。

　　回顾今年全年，美国国会并未出台为社会长远福祉考虑的重量级立法。当两党为薪资税一年减税两个百分点的1200亿美元耗资从何而来博弈时，没有太多议员关注用于医疗等社保体系的薪资税如果继续减税，将使得这一体系的资金缺口继续扩大。美国人均医保支出为经合组织各国之最，但民众健康指标并不理想，如何使得占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约17%的医保支出变得更有效，才应当是两党议员用足精力争论的议题。

　　美国作家詹姆斯·克拉克说过：“政客关注的是下一次选举，而政治家关注的是下一代人的福祉。”美国政客频繁使用政治家制定的规则来为部分利益团体和个人谋利，应是建国之父们未曾料到的新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