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鲁斯(Edward Luce)12月4日发表评论。文章提出尽管欧洲金融危机一旦失控，必将对美国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但是美国对此却无能为力，只能静观欧洲下一步的行动，作者认为这一切说明美国的实力在不断下降。

　　以下是该文章摘译：

　　过去，美国决策者在处理欧洲事务的时候，总是会引用基辛格博士的一句话：如果我想往欧洲打电话，该打给谁？很显然今天他们会打给德国总理默克尔，问题是她并不经常接电话，即便接了，也不想听奥巴马总统提出的建议。

　　接下来的几天里，不管默克尔还有她的同伴们能否让欧洲避免一场灾难，此次欧元危机已经让美国清醒的认识到，世界正发生着变化。说白了，美国的建议今天已经大打折扣，更讽刺的是，即便华盛顿提出的建议中肯并且能够应对欧洲混乱的局面。

　　几个星期以前，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呼吁欧洲应该采取一致行动，却引来了嘘声一片。上个月在戛纳举行的G20峰会上，奥巴马总统的待遇要稍好一些，但是仍然不能掩饰美国缺少影响力的事实。除了美联储扩大美元流动性这样的大规模紧急政策之外，华盛顿对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施加任何有效的干预。

　　相反，现在美国正在惴惴不安的担心欧洲的灾难将对美国造成的巨大影响。近几个月来，华盛顿的每一次政治辩论都会涉及到欧洲问题，而这全部要看欧洲的脸色。美国只能无止境的等待欧洲的行动，可华盛顿并不习惯这样被动的预期。

　　上个星期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奥巴马总统说他用了很多时间和欧洲领导人沟通。花费这些时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共和党人可以提名一个“大嘴巴”做总统候选人，在中东，狮子也可以和绵羊和平共处，可是如果欧洲不能避免崩溃，奥巴马再次当选的可能将微乎其微。

　　等待欧洲的行动证明了三个现实。第一，我们发现没有人再采纳美国的建议。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人们都对美国的建议趋之若鹜，即便有人对美国盛势凌人的态度颇有微辞。不管美国提出的建议是更加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放松金融管制，人们都会遵守华盛顿共识。

　　美国模式不再有什么特别。上个星期美国的失业率从9%下降到8.6%，表面上看是失业率下降了，但是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其总数超过了新创造就业的数量。

　　美国就业人数占全部人口的58.5%，和欧洲相当。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在就业人口比率以及动态工作流动率两个指标上都遥遥领先，而现在只是平均数。

　　尽管有迹象表明美国的经济正在缓慢增长，预计明年可以达到2.5%，但是美国并没有超过其他国家。同美国相比，德国有更严格的就业法律，并且从危机爆发开始失业率一直非常低。

　　第二，美国人渐渐意识到了他们领导人的无能。所有的民主体制都为他们的民选领袖赋予了虚构的能力。整整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人都有理由这么认为。实际上，美国总统从来没有公众所认为的，有那么大的能力来干预经济。

　　任何对世界经济低迷预期都会让白宫看起来更加无助，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过去几个月对欧洲的危机熟视无睹。不是告诉美国人全球金融体系的高度关联性，奥巴马总是回避这个话题。

　　可矛盾的是，当人意识到别处的危机可能将美国经济引入衰退，而美国无能为力的时候，纽特-金里奇这样的共和党人却声名鹊起。美国人对损失的第一反应是否认，进而是愤怒，茶党运动就是这种愤怒的表现。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美国人都希望自己的领导人可以掌控局势，但是不管米特-罗姆尼保证多少次要让美国重新辉煌，他都没有底气。

　　第三，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金里奇仍然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对此奥巴马一定乐见其成；美国保持较低的速度继续增加就业；德拉吉和默克尔可能赋予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一样的权利，也可能相反。所有这些都有可能。(鹿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