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香

　　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的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之路或将提速。

　　11月11日，IMF官方网站公布的一份会议记录称，该组织执行董事会已于上月底讨论了《扩大SDR货币篮子标准》的报告，主要探讨扩大SDR货币篮子构成的路径。

　　对SDR货币篮子的选择标准，报告提出了两种建议：一种是坚持货币的“可自由使用”标准，同时重新修订和明确这一标准。第二种选择是以新标准来取代“可自由使用”标准。

　　自2000年以来，“可自由使用”已经成为决定一种货币能否纳入SDR篮子的硬性标准，而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一直被认为是进入篮子的最大障碍，因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国际事务顾问、中国驻IMF前执行董事张之骧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这次讨论还没有形成任何量化标准，但讨论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进入技术讨论层面

　　SDR是由IMF创设的一种应对长期全球流动性需要的全球储备资产。自2000年以来，SDR一直由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组成。加入SDR货币篮子的标准有二，其一是货币所属国应当是贸易大国，其次是该货币必须是“可自由使用”货币(即必须实现可自由兑换)。

　　张之骧指出，从SDR的历史看，1969年创设时规定在全球贸易占1%以上的货币都可以进入货币篮子，当时有16种货币，除了美元和英镑外其它货币也并不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后来为了便于计算加权比例和估值，货币篮子改为美元、英镑、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五种货币；1999年欧元问世后又改为四种货币。在此期间各货币的加权比例也都在不断变化。

　　“有关SDR货币篮子应当是可自由使用的这一概念自1978年就已经开始考虑，但直到2000年才开始正式施行。”IMF公布的会议记录亦称。

　　多数董事认为目前的SDR货币篮子选择标准仍然是适当的。有一些董事对于探讨替代“可自由使用”标准持开放态度，不过董事们强调纳入SDR货币篮子的门槛不应该降低。

　　具体来看，董事们基本认同官方储备货币构成、国际银行负债计价货币、国际债务证券计价货币以及外汇市场的交易量应当是评估货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重要因素。一些董事提议，货币可自由使用的标准还应考虑资本账户开放的进展。

　　“从会议记录的内容看，只是对相关因素的一些很宽泛的表述，还没有量化，但IMF执行董事会开始从技术层面讨论这一问题，已经是个积极的进展，我认为应该继续沿着这个思路推进下去。”张之骧称。

　　IMF执行董事们还一致认为，不应当预先设定SDR货币篮子中的货币种类，对于是否可用一种新货币来替换一种现有货币或者直接添加进SDR的货币篮子，董事们同意可以依照个案评定。不过，他们普遍认为，SDR货币篮子应当保持相对较小的规模，以避免给SDR使用者带来不必要的成本和繁琐工作。

　　多边而非双边问题

　　就在IMF执行董事就扩大SDR货币篮子标准进行讨论之际，有消息称，欧洲拒绝了中方为援助欧洲而提出的给予中国在IMF更大影响力的要求，包括将人民币纳入SDR的要求。

　　“中国援助欧洲与中国提高在IMF影响力这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这是两回事。”曾在IMF任职八年之久的张之骧称。

　　他表示，中国要提高在IMF的影响力是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角度出发，因为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与IMF在上世纪40年代成立时有很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反映在各国在IMF所持有的份额变化上。

　　“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很多欧洲国家在IMF成立时占有很高的比例，比如比利时，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欧洲国家的GDP在全球的比例已经大大下降，因而它们就必须在IMF改革中让出相应的份额。这不是中国与欧洲谈判的事情，而是在推进IMF改革的过程中如何体现各个经济体所在位置的问题。”张之骧说。

　　IMF改革的关键在于份额改革。2010年11月，IMF执行董事会就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决定在2011年要提前实现IMF总份额从目前的3800多亿美元提高到7500亿美元。中国的份额将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从而一举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在IMF的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此后由于全球经济笼罩着二次探底阴云以及欧债危机扩散，改革的推进被拖慢了。但这个趋势是不会变的。”张之骧表示。

　　他指出，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份额的变化是一个多边而非双边问题，中国不太可能以提高在IMF的影响力来作为条件与欧洲谈判。“从双边关系来看，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健康和稳定的欧洲，因为一个稳定的欧洲和一个强大的欧元符合全球经济和金融利益。美元独大已经被证明并不是好事，所以中国应该对欧洲伸出援手，但具体以什么方式都还有待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