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铮

　　在发达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劳动人群对人口抚养的负担已开始接近于极限。

　　近几年，日本人口结构出现较为显著的转变，从“第一次人口转换”（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转换）进入了“第二次人口转换”（由于过低的生育率和较低的死亡率进入人口减少时代），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相关核算数据，去年，日本老年抚养比已超过40%，超过美国一倍，比英、德、法和瑞典等发达国家也高了近30%；估计到2030年，日本老年抚养比将达到60%，2050年将达到80%，都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日本老年和少年总体抚养比也已达到了60％左右，综合相关预测结果，2050年前该比值将升至90%以上，相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要高出一倍多。这种人口态势，当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使日本社会保障压力大增，经济社会发展几有难以持续之虞。

　　从1990年到2007年，日本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31.5%增长至35.9%，其中社会保障支出从11.3%增长至18.7%，但宏观税收负担率却从29%下降至28.3%，社会保障支出增长的部分基本上由政府发行中长期债券来弥补，社会保障的负担通过政府发行弥补赤字的债券转嫁给了未来一代。

　　与此同时，今年初统计资料显示，日本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正在加速。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相关核算数据，日本15岁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早在1995年就从8717万的高峰期开始下降。而从2035年起日本人口每年将减少100万人。照此趋势，到2050年日本劳动力人口预计将减至4471万人，仅为2005年的三分之二。由于社会保障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互支撑关系，因此人口转变使社保可持续和经济增长可持续之间出现了恶性循环的趋势。

　　日本人口的结构变动直接引致劳动力市场需大于供，难以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充裕劳动力，而经济增长乏力又将减少政府收入，从而导致社会保障资金补充不足，在抚养比上升的条件下，社会保障体系难以为继。与此同时，日本社会保障能力的下降，使劳动人群增强了对失去劳动能力后个人经济状况的担忧，从而增加了预防性的储蓄，减少现时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压缩了国内需求，在当下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不利于未来日本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

　　在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都出现了缺乏可持续性的问题，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产生负面效应的趋势。因此，要保持未来日本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寻求人口转变条件下经济增长可持续和社会保障可持续之间的良性循环。为确保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和实施“长寿社会”经济增长策略，日本产业结构委员会基本政策部的2011年度《中期报告》设计了实现日本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良性循环的发展战略。

　　在确保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层面，《中期报告》明确提出要从正确使用社会保障资金和合理分担社保负担来源两个方面来操作。社会保障支出应首先考虑为那些确实陷入财务危机的个人提供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社保互助和公共资助，并加快私人部门进入社会保障事业领域，同时加快健康、退休和儿童等多个层面社保体系的改革与调整。此外，在社保负担方面，所有社会公众原则上都应向社会保障基金缴纳社保资金，但政府须根据个人财务状况合理确定缴纳比例，同时可适时增加消费税作为社会保障基金新的来源，但是要注意个税开征时间以及税制设计等问题，以免造成经济增长波动和社会分配不公等负面影响。

　　在确保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层面，《中期报告》设定了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刺激国内老龄人口的消费需求，到2020年，日本老龄人口消费总额要达到17万亿日元；二是，增加国内劳动力供给，到2020年，要创造出230万新增劳动人口。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中期报告》提出实施三个“全民就业”、“生命科学创新”、“银色产业创新”三个战略措施。通过延长工作年限、提高中小企业老龄员工数量、立法改善老年人工作环境以及促使老年人在教育和社保领域就业等措施促进老龄人口重新成为新生劳动力，通过完善幼儿社会看护体系和鼓励采取“弹性就业”等措施增加妇女就业，通过建立产学联合教育体系和吸纳全球优秀人才等措施增加青年劳动力数量。为生命科学创新的研发和临床试验提供有力的支撑，提升医疗器械的科学技术水平，同时积极建立国际医疗健康合作网络。通过设计新的老龄产品和服务增加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同时创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现代老龄社区。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