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

　　8月26日，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礼堂，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此发表了美国经济形势与金融政策走向的演讲。

　　但让市场意外的是，伯南克并没有明确提出人们期待的QE3，相反，却强调“健全政治下”的“财政政策”的重要性。与去年把金融政策摆在头等位置不同，在本次演讲中，伯南克竟然反复20次提及“财政”这个词，令市场感觉极其反常，也被称为是伯南克的觉醒。

　　伯南克堪称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也被认为是最能体现“宏观经济政策技术”的“通胀目标论”的鼻祖，更被认为是世界级的“危机经济学专家”。但眼下，他的经典理论所支撑的量化宽松政策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说。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为避免重蹈日本泡沫崩溃后的覆辙，超常规使用“非传统型宽松金融政策”，不仅实行零利率，而且连续两次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即所谓的QE1和QE2。但年初以来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减缓，4~6月GDP增长率降至1%，新增就业停滞，住宅价格低迷，个人消费趋向节俭，相反，银行在央行的准备金存款高达1.5万亿美元，企业利润增加而投资不足，呈现企业资金剩余的怪象。

　　与此同时，国家债务膨胀，GDP占比升至接近100%，甚至国债信用遭到降级。在零利率下，美联储扩张的货币供给滞留于央行、商业银行和企业中，并未实现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功效。美国的资金流呈现难以刺激经济活力的扭曲结构。

　　伯南克醒悟的是，没有财政项目支撑的货币总量扩张，徒增黄金泡沫、瑞郎泡沫、日元泡沫和玉米泡沫，乃至人民币泡沫。这表明纽约市场原本具有的“将资金变资本”的功能，已经损毁。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充满活力、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纽约金融市场已无法表现上世纪90年代无限吸纳世界资金的能力，“QE”系列所产生的货币洪流无可避免地漫过纽约，充斥世界，伯南克期待的通过“高压氧”杀菌、激活新细胞的效果，被纽约市场外泄了。结果是，美国经济不仅没有如期复苏，反而潜藏二次探底风险。

　　事实上，这种背离经济原理的政策表象，反映了世界经济正在呈现两种政策性的新失衡：一是发达国家的金融与财政政策的组合失衡，二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政策不协调的失衡。

　　从发达国家的政策失衡看，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财政支出更多使用于银行、政府担保机构以及汽车三巨头的不良债权(债务)处理，并没有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技术开发等带有广泛波及效果的领域，并未形成有效的产业关联效果，致使企业投资无门、资金剩余，经济复苏缺乏动力源。在此背景下，零利率及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助长了“持有现金的费用为零”的效果，如此，形成了企业和个人储蓄增加、投资和消费不旺的局面。

　　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失衡看，危机后，发达国家普遍过度依赖新兴市场国家的财政扩张，致使其国内剩余资金外溢于新兴市场国家，刺激新兴市场国家通胀高企，货币升值，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复苏结构失衡。

　　导致如此扭曲的复苏结构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新重商主义”。其具体表现是，发达国家在应对通货紧缩名义下，大搞“出口倍增”、“贸易保护”、“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限制”。结果是，一方面发达国家物价低迷，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通胀明显，世界经济的物价结构又呈失衡。这为发达国家大搞量化宽松政策，并诱使市场期待量化宽松政策提供了前提。

　　从历史角度看，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都不一定必然带来通货膨胀，任何时代的通胀形成都有特定条件。上世纪70年代，美、欧为应对石油危机后的高通胀、高失业和经济衰退的滞胀局面，普遍执行金融紧缩、财政扩张政策，但结果是不仅未能抑制通胀、扩大就业，反而导致企业融资成本上升，民用产品供给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形成恶性循环。而此间，日本则执行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即紧缩财政，扩张金融，并施减税，用财政紧缩抑制通胀，用金融宽松和减税激活民间投资和消费，结果，反先于美、欧走出滞胀。这也为上世纪80年代形成“日本礼赞”奠定了基础。

　　日本的条件是，利用美、欧财政扩张及其金融缓和，促进出口，形成出口收益；借用减税和低利率刺激企业投资和技术创新，实现了日本产业从“重大厚长”到“短小轻薄”的转型。日本的宽松金融和减税，成为促进企业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关键条件，而紧缩的财政则形成了抑制通胀的效果。

　　日本和美、欧执行不同的政策出发点，在于各自的市场形态不同。美、欧拥有庞大的市场空间，而日本的市场则两头在外，即资源和产品市场均在海外，日本的政策选择无法放弃海外市场。

　　而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欧的政策和战略开始醒悟，调整财政定点投放目标，促进战略技术创新。如欧洲1979年推出“阿丽亚娜计划”，美国里根政府则在1983年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二者虽仍坚持财政扩张政策，但投放领域发生了变化。前者集中在“三级火箭”，后者侧重于“电子对抗”，顺势蓄积了战略技术优势，为上世纪90年代展开战略技术竞争、赢得世界经济的“新的黄金十年”，奠定了政策基础。

　　与此相比，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则陶醉于“日本礼赞”，尽享金融宽松的“美丽泡沫”，事实上失去了90年代“技术竞争”的条件，上演了“失去的十年”的悲剧。

　　经济政策既有内在的规律性，又需把握必要的条件，更需依托稳健的政治环境。如果说宏观经济政策也应讲究“技术”，那么不同时期、不同的市场，以及不同的政治环境，堪称宏观经济政策能否体现“技术”的关键。

　　此次演讲，可谓折射了伯南克的醒悟：任何宏伟的金融政策，缺少了政治环境、市场环境的支撑，得不到财政政策的辅佐，事实上，便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既包括民间企业、个人，更深度存在于政府以及政府主导的国企；而在全球化下，没有孤立的市场，任何“民族市场”都依存于其他民族市场而存在。由此，政策的内外协调、政策设计者的全球视野，以及国际政治、社会的视角，便成为形成政策有效性、维护世界经济均衡发展的条件。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