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认为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有启示作用。

　　凯罗米里斯对这部法案并不看好，认为这份长达2300页的畸形立法，是美国史上通过的最糟的一部法律。

　　考夫曼认为这部法律给人们留下想象空间。当今面对的困难是金融企业规模大到无法破产(TooBig to Fail)，但这部改革立法未涉及此问题。他认为，未来的金融机构规模可能会更大，较小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小。奥巴马现在努力帮助中小企业，为它们提供一些额外资助。当前的事实是，金融集中程度变得如此之高，少数几家大型金融机构就控制了全美的大部份金融资产。

　　另外的问题是大型金融机构不想为中小企业融资，它们只想吸存和投资，由此让自己成为经营批发业务的企业。若已分解了若干大到无法破产的金融企业，那麽，在解决该问题上就迈出了一大步。

　　葛洛斯认为，当前仍存在一些大到无法破产的金融机构，但让它们在当前，或未来环境下破产可能不当。认为不断调整监管制度来解决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他本人不相信此问题能解决。

　　有关就业问题，学者和专家们的看法如下。

　　凯罗米里斯认为正是因为就业问题才导致了房市出了问题，而反过来说不成立。主要原因是没有令人信服的、可让企业持续增加用工的经济前景。另一个大问题是美中的贸易战。现约有16%的劳动力要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

　　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以上比例的半数已失业长达近2年，这是美国从未经历过的局面。此问题引发的不仅是资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严重后果，而且还有影响全球贸易的激烈政治反应的严重后果。故当前强调对解决此问题马上有效的一些政策是有意义的。

　　凯罗米里斯一直在呼吁长期削减薪资税(payrolltax cut)。下一步是对社保税收进行为期4年，30%的削减。他认为两策略会马上调动雇工的积极性。

　　奥尔扎克对削减薪资税可增加雇工的策略有一定疑虑。当政府设想以一种类似于暂停征收薪资税(payroll tax holiday)减税方法来增加雇工的措施，并付诸立法行动时，最大阻碍却来自企业领导层。他们认为此减税措施与企业不增加用工是风马牛不相及。据他认为以上措施应有效的，但企业不愿意增加用工的主因还是整体经济增长缓慢，企业没有需要增加用工的紧迫感。

　　凯罗米里斯赞同奥尔扎克的看法，认为这是需要尽快有对策的问题。而更大的问题是对不确定性、边际税率、医保成本、能源税收等问题的担心。

　　考夫曼认为，在就业问题上应考虑增加一些公共项目。

　　席勒也认为公共项目是当下应做内容的一部份，像罗斯福政府时的新政(NewDeal)、民间自然资源保护(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一类做法，因为高失业率对打击全国的士气非常严重。

　　从外，还应恢复与州和各级地方政府共享普通税收(generalrevenue)的政策。此政策能平衡它们的预算。美国在1987年以前一支执行前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的国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中首先建议的共享普通税收的做法。当前至少要临时恢复起来，并执行5年。

　　考夫曼认为要从全球角度来认识就业问题。他认为当下究竟从美国境内还是从海外获得劳动力的选择性远不如前些年那样大。因此，解决这一长期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提高从初等直到高等的教育水平，由此让作为劳动力的国民更具竞争性。

　　葛洛斯认为，目前全球经济面临严峻的结构性问题，即缺乏全球性总需求。发展中国家继续增加储蓄，而发达国家无法再像以往那样，为消费层面大量筹资。现在需要做的是对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出做重新平衡，让一部份内容重回发达国家。在不利用贸易管制手段进行平衡的情形下，要迫使一些货币汇率做调整。同时，还应鼓励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发展内部市场，而不仅仅靠出口维持增长。

　　但是，凯罗米里斯不完全赞同葛洛斯的一些说法。他更愿意看到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教育上的开支能重新调整，因为当下的问题是美国已一文不名了，要以现值计算，美国这种状况已出现多达6次。

　　当政府处在一个不可持续的财政状态下时，更多的政府开支起不到改善经济的作用。这样做事实上有灾难性的负面结果，特别是一旦利率闻风而起时。此外，各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也要自我约束，再不会有前期那样一掷千金的机会了。

　　考夫曼认为目前普通家庭和工商业都不会是新借款人，州和地方政府更无借款能力，而仍能大量借款的只有联邦政府。若联邦政府近期不借款，各地、各界都会面临严重问题。

　　葛洛斯认同考夫曼的说法，因为前期繁荣都是依靠联邦政府大量举债来支撑消费。但政府现在执行财政收缩，以换取减少赤字，如此做法是方向性的错误。

　　凯罗米里斯也认同这种观点，赤字还要进一步扩大。减少赤字的前提是同时削减社会福利。冻结临时和非国防性开支增长是好主意。

　　凯罗米里斯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今后2-3年的赤字问题，而是难以做出削减中长期社会福利开支，而又不加税的决定。只有这样做才能保住现在已有眉目，但又不稳的缓慢增长。

　　在讨论执行更严格的即期收入支付当期开支的财政措施(pay-go)，以回复人们信心时，席勒认为恢复信心应从多方面入手。当前所做的削减国家债务只是相对很小的部份。真正的大问题是人们感到很不舒心。他们感到国家已不是自己的国家，被政府从危机中拯救的富有者，向政府行贿的一小部份人在掌握政权。

　　奥尔扎克认为，人们的愤怒尚未消除。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现处在内乱状态。私人业借款从占2007年GDP的28%，降到2009年的17%让人震惊。这就是为何人们感到很不舒心的原因。这是一件让人受重创的事情，民众应该感到很不舒心。

　　考夫曼认为金融市场和机构的改革值得在这次圆桌会议上讨论。他认为，由于人们至今不知道如何处理金融机构自营交易(proprietarytrading)和证券化问题，以及今后处理方法的细节都是哪些，立法机构由此已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席勒认为对此不应责怪国会，它已采取了一些措施，且无法马上完全解决问题。

　　但是，凯罗米里斯完全不同意席勒的看法。他认为应加倍责难国会，因为它制造了当前的乱局，而不是以步步为营的方式在解决问题。

　　学者和专家们对近期稍乐观的因素的看法如下。

　　葛洛斯认为有两件事值得高兴。其一是全球经济中还有一些国家的形势较好。发展中国家处在消费不足的经济，他们拿出了一套更复杂些的金融体系保持前行。全球增长的动力已从美国转向其他国家，但至少还有增长动力能让美国以1%-2%的速度增长。

　　其次是目前利率极低。然而，即使如此境况也未对经济正面增长带来多少影响。但只要低利率保持的时间足够长，最终不仅大企业，而且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借款能力应会带动再次增长。

　　考夫曼指出人们在增加储蓄，这也体现了调整过程中的一部份。

　　奥尔扎克认为实际上能让人感到乐观的因素有限。除了其他国家增长外，美国的出口增长也反映了这一局势。国内企业的设备和软件投资在增加、它们未购买新建筑，而是购买新电脑，例如，由其是运输设备行业。除了这些正面迹象外，当前对美国更重要的事情是重新树立起创业能力和灵活性(entrepreneurshipand flexibility)。若美国政治制度能解决面临的若干问题，那麽它会有助于人们释放出最基本的乐观感。

　　席勒认为若干乐观的因素包含在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中。在法案支持下，关注系统风险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FinancialOversight Council)在筹办，专门汇集、研究各类数据的金融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Financial Research)。当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甚至根本不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当时没有相应的研究。同时，现在成立了避免房主误入不恰当的按揭贷款契约的购房咨询办公室(Officeof Housing Counseling)。另外，金融衍生品和掉期合约都置于交易所的监控下。所有这些都说明状况有改善。

　　凯罗米里斯不认为购房咨询办公室能起很大作用。

　　与会者认为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是失业。

　　葛洛斯认为现在重要的是要想到为未来创造出更多就业，而不是应付当前消费问题，而在全球环境下无竞争力的工作岗位。总统和新一届国会必须要让经济变得更有竞争性，因为它已丧失了具有竞争性的出口能力。

　　考夫曼称，尽管政府和国会前期在解决就业问题上采取了措施，但还需要为此想更多办法。奥巴马上台初期曾表示要推行由政府支持，能改善美国竞争力的资本开支，或其他计划，无论其重点领域是在运输或是教育，那麽，他应为此准备足够资金，同时，也让人们了解这不是政府的长期开支。

　　凯罗米里斯不认为总统有何当务之急的问题，因为他现已丧失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领导能力。若总统还是这副表现，他还会丧失对国会的控制。凯罗米里斯最感兴趣的当务之急是看到共和党控制国会。他们最重要的事情是清晰地表明对政府功能的长期设想，表明政府能以更实际的方式解决问题，并显示出真正的领导能力。这场2012年后变化的影响要能延续多年。

　　席勒强调的当务之急是上面已谈过解决州和地方政府的问题。共享普通税收是共和党赞同的做法，因这是一种分权，让开支决策更贴近民众，让他们了解当地的条件究竟是怎样的。

　　奥尔扎克认为有四点建议可供参考。其一是国会领导层和政府需要合作，在社会上建立起新的乐观情绪，少争论，多做构建信心的实事。其二是成立基建投资银行(infrastructurebank)。其三是重新审视年底前要失效的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作用。他个人建议最好只对中产阶级延长该政策，但若不得已，可对全民最长展期2年，然后彻底失效。这有助于解决中期财政问题。其四是未来遭遇的大量的政策执行问题。当今要解决的问题太多，特别是医疗保健和财政法案涉及的问题。仅从行政角度看，侧重于执行新法律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在明年就是大问题。(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