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经济学人》封面文章认为，美国监狱中关押了太多的人，其中一些囚犯的行为根本不足以被判入狱服刑。文章认为，美国应反思这种做法的理性何在。

　　4位美国人2000年因用塑料袋，非硬纸板箱进口龙虾仁而违反了洪都拉斯现已不再执行的有关规定而遭指控。他们的行为违反了禁止美国人在外国打猎或垂钓时违反当地有关环境立法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LaceyAct)。订立该法的初衷是防止美国人参与偷猎肯尼亚大象。但该法逐渐被理解为美国人必须遵守地球上所有的，即使是很微不足道的有关野生环境的法律法规。这些商人并不知自己违法，其中3人因此获刑8年，另2人仍被关押。

　　美国与他国在许多方面不同，其中一些方面很好，而最糟的是它很乐意让国民入狱。每100人中就有1位成年人入狱，而年轻黑人男性每9人中就有1人入狱。入狱的230万人甚至超过15个州的人口。世上绝无第二个发达国家采取像美国这样的犯法惩罚力度。英国入狱者占人口比例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德国不足九分之一，以及日本的十二分之一。

　　美国的一些州对正义性一直持有一种强硬和原始的看法。前40年犯罪率的上升，让其变为一种情绪化的政治问题，选民们也支持对犯罪采取更严厉态度的政治家。这种发展趋势带来棘轮效果，即想要设立严格法律的立法者，就必须提出比其他立法者所建议的更严厉的立法建议。

　　当犯罪率下降时，严格的法律总被视为形势好转的原因而受欢迎，即使是因人口结构变化，或其他因素带来的影响更大；而当犯罪率上升时，执行严格法律的呼声高涨，以求解决犯罪问题。最终结果是，美国的判刑入狱率(incarceration rate)自1970年代以来猛增4倍。

　　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类似情形。英国入狱率同期翻倍，日本增长50%。但美国的发展趋势比其他发达国家更突出，奇特性极大。这种现象既无法从犯罪行为差异上得到合理解释，也无法以美国警察更尽责来解释。美国暴力犯罪率反而比40年前更高。

　　美国内的保守和自由派长期以来一直在对犯罪惩处力度上对峙。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危险性高的罪犯应入狱服刑，特别是暴力型罪犯。即使以此标准看，美国刑法的极度严格性似乎并未带来应有的效果。

　　美国一些州原用于严惩罪大恶极刑事犯罪的法律，近年也逐步用于案情不那麽严重的初犯者。对毒品的宣战，不仅让非法交易毒品遭严惩，而且还让非法销售处方药的行为构成重罪。那怕是数量极少的交易都会招致15年牢狱之灾。

　　思路混乱是造成美国如此局面的原因。美国对在移民法、环保标准和一些非公开的商业规则上出现的技术性犯规者(peoplefor technical violations)也判刑入狱。一些联邦法规存有专家们极力反对的刑事惩处内容，其中不少内容是不可理喻的。但几乎无任何类似法律被废止。

　　检察官握有其他多的严格法律。为阻吓白领阶层网上欺诈，检察官以前者发出的每一封电子邮件为证据，以关塔那摩监狱式的处罚来威胁他们，除非前者在出庭前招供，或通知自己的上司。这种潜在的非道义性显而易见。

　　如此不分轻重的做法让美国监狱内不仅充斥着各色的恶棍和强奸犯，而且还关押着小偷小摸、少量买卖毒品和健康不佳、步入迟暮之年的犯罪者。全美年龄在50以上的囚徒约20万，几乎等于1970年代各年龄段的全部囚徒数量。囚禁的确是一种让危险性极高犯罪分子远离人群的好办法，且被囚禁的人越多，新增犯罪者的危险性可能越低些。然而，监禁囚犯是一项昂贵的行为，每位加州囚徒年均开支高达5万美元。从犯罪改造上看，其代价常远超过受益。

　　人们本可不以上面的方式来处理犯罪。如荷兰越来越流行非入狱的服刑，全国囚徒数量和犯罪率保持下降。英国新政府也建议对轻微犯罪实施强制公共服务方式来替代监狱服刑。美国一些州也开始尝试此法，如纽约州在1997-2007年间把入狱服刑率削减15%，而同期暴力犯罪也下降。此结果虽受欢迎，但还需更深层的改革。

　　美国需要的是数量更少，内容更清晰的法律，以至于国民无需深究法律便能免受牢狱之灾。一些可受调控的行为就不应归于刑法范畴。同时，检察官的权力应受制约，因大多数白领嫌疑人还不至于达到黑手党老大卡彭(AlCapone)的危险程度，他们不应想当然地被作为这类人物来对待。应废止那些从重处罚法律，或以行为指南方式取而代之。而最危险的刑事罪犯应入狱服刑，但各州应通过鼓励轻度违法者学习或工作，以及结束不让他们参与选举的无意义复仇式做法来努力让他们回到社会。

　　美国的立法者40年来似乎一直在向选民兜售犯罪者关押的越少无异于政治自杀的概念。但预算紧张时代就会成为采取此做法的好时机。美国选民迟早会意识到，以上监禁罪犯的政策不公平，甚至是低效的，那些当下能及时向选民指出问题的政治家最终能获他们的信任。(皖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