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6月27日发表专栏文章，表达了对于一些国家过早展开财政紧缩政策的担忧，称决策失误可能会触发经济史上的第三次大萧条，并指出数百万失业人员将会为决策失误付出代价。以下为文章摘译：

　　经济衰退很普遍，但经济大萧条却很罕见。据我所知，经济历史上只有两次经济衰退在当时被广泛地描述为“大萧条”。第一次是在经历了1873年的经济恐慌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市场不稳定时期；第二次是1929年至1931年金融危机后大量失业人员无法就业的困难时期。

　　不管是19世纪的长期低迷还是20世纪的大萧条，他们都并非发生在经济持续衰退时期，相反，当时都包含了周期性的经济增长，但那些经济改善并不足以弥补最初经济衰退带来的损害。

　　而当前，我十分担心我们正处于第三次大萧条的初级阶段。如今的情况看起来更接近19世纪经历的长期低迷期，尽管形势没有像20世纪大萧条时期那样严峻，但本次大萧条的代价，对全球经济、尤其是对数百万受失业困扰的人民来说，仍然是巨大的。

　　第三次大萧条主要是由决策失误引起的。世界各国政府均表现出对通货膨胀的过度担忧，而事实上真正的威胁却来自通货紧缩；各国领袖都在宣扬收紧开支的必要性，而我们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支出不足。这一切在上周末让人深感失望的20国集团峰会上均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2008年和2009年，决策者的一系列行动似乎表明我们已从历史中得到了教训。与前辈们在面对金融危机时上调利率不同，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本次危机时期均大举下调利率并积极采取措施支持信贷市场，并且与以往政府在面对经济下滑时竭力平衡预算不同，当前的政府明智地选择允许赤字水平上升。正是更好的决策帮助全球经济免于全面崩溃，可以说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已于去年夏天结束。

　　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告诉我们那并不意味着第三次大萧条结束了，就像1933年大环境的好转并没有结束当时的大萧条一样。毕竟，高水平的失业率、尤其是长期失业率在不久前仍被视作是灾难性的，并且并没有迹象显示失业率在短期内能够迅速下降。而同时，美国和欧洲似乎都正在走向日本式的通货紧缩困境。

　　面临这种严酷的情况，人们可能会期望决策者意识到他们在推动复苏方面做得还不够。而事实却相反，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许多国家的决策者都日益关注财政紧缩计划并且趋向于按传统观念平衡预算。

　　老派的宗教复兴在欧洲最为明显，那里的官员大部分都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演讲中收集他们的论据，甚至包括主张增加税收和削减支出实际上能够通过提高贸易信心发展经济。然而，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表现得更好。美联储似乎意识到了通货紧缩的风险性，但在此基础上并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奥巴马政府也了解了过早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危险性，但由于国会共和党和保守党坚决反对对各州和地方政府实施额外的财政援助，财政紧缩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展开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的决策呢？强硬派经常引用希腊等欧洲国家面临的烦恼来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债券投资者的确在关注政府如何处理棘手的赤字问题，但没有证据表示经济衰退时期的短期财政紧缩政策有助于恢复投资者的信心。相反，希腊同意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只是使风险蔓延得更加广泛。爱尔兰大举削减公共开支，换来的却是认为其承担比西班牙更大的风险的市场回应。似乎金融市场与决策者思考问题的角度并不相同。尽管长期财政责任十分重要，但在萧条时期削减支出只会弄巧成拙，使经济更加低迷并极有可能触发通货紧缩。

　　所以，财政紧缩决策并没有经过什么理性的分析，而只是传统观念的胜利。然而，谁来为这种传统观念的胜利埋单呢？答案只能是那数百万的失业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要持续几年处于失业状态，甚至有一些人永远无法再回到工作岗位上去。(李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