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受到美国证交会的起诉，国人鼓掌者不少。其中既包含对中国金融监管的期盼，更有对高盛帝国的同仇敌忾和幸灾乐祸。前者情有可原，后一情绪则会妨碍国人的反省，非常有害。

　　高盛被起诉，是美国重建金融监管体系的开端，拿高盛作法，有枪打出头鸟的含义在内。高盛受到惩戒，绝不意味着美国放弃金融生产力，而是对金融生产力的呵护。只有建立了公平的信用市场，美国才能树立在全球信用市场的权威。2002年，安然、世界电信公司等美国超大型企业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财务和管理问题，美国设立严格的《萨班斯法案》，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等有严格限制。严格的监管降低了市场内部的运作成本，此后日本、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都已建立起自己的本国“萨班斯法规”，美国的法律再次成为全球一些经济体的皈依。

　　面对美国政府重建金融秩序的努力，我们应该反思的是背后的法律公平与自由市场体系，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平衡。而中国的市场又缺乏什么基本要素，在逐步回升之后，中国如何培育内生市场、如何抑制权贵市场，而不是简单地罗列高盛在中国的“恶行”，而后向高盛吐一口唾沫了事。如此简单地贴标签法，是思维能力下降的标志。

　　激情的《环球时报》披露了高盛的一系列“恶行”。如高盛一方面诋毁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价值，却获得中国银行的大量原始股权，“仅某个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高盛等华尔街公司赚了 130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每人给了美国100元。”在油价方面，高盛在2007年发表报告，指出原油价格要上升到每桶200美元，在中国拼命购买了价格为147美元一桶的原油时，高盛还与一些中国公司设下“对赌协议”，自己却悄悄抛售原油。到了当年年底，油价降到34美元一桶。

　　是的，笔者还可以举出高盛更多的劣迹，如在期货交易中围剿中国公司，如在中国矿产资源中收割原始股羊毛等等。但这些无法掩盖中国市场体制的失衡与公司管理的无能，反省能力显然比转嫁愤怒的能力更加重要。

　　正因为中国公司相信中国金融机构内部信用存在很大障碍，对国内市场与投资者缺乏底气，才心甘情愿让国外金融机构收割羊毛；正因为中国缺乏成熟的中介机构，才让国外的中介机构乘虚而入，甚至财政部只信任国外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报告，大多数时候对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造假闭目塞听，才会让中国资产的定价权部分落入高盛、标普等公司手中。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就足以撼动中石油等公司的股价；正因为地方政府以引进外资、以GDP数据作为政绩衡量标准，外资才一度享受了超国民待遇。正是我们认同了高盛的标准，是我们轻视国内的市场与法治，才将定价权拱手让与他人。

　　现在新一轮贱卖资产还在悄悄进行。各地城市商业银行遵循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改制之路，注资、引资、上市，境外金融机构再次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眼中的原始股东首选。官员们不愿意改变城商行为地方政府融资服务这一根本属性，也不愿意放弃任命银行官员这一难得的行政权力快感，同时对于引入外资给本地国际化贴金、对到国际市场考察情有独钟，引入外资于是成为惟一选择。而外资愿意借城商行之栈道，无非是因为目前政策对外资金融机构管控较严，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是攻陷中国庞大市场的特洛伊木马。

　　如果我们有美国监管层刮骨疗毒的勇气，中国就必须在法律的基础上严惩造假者与内幕交易者，有了独立的法律体系，中国完全可以将改革依托在内部的市场动力，相信民间资金的创造能力，而投资者基于对法治的信任，则会对中国资产品青眼有加，对中国中介机构的标准信任有加。如果没有内生市场，如果没有法治体系与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改革只能依靠国际资本与国际管理模式，高盛、摩根大通等会如不死鸟再次翩翩而来，带回浴火重生之后的生命力——— 你以为，唾沫与咒骂就能淹死高盛这样的百年金融机构吗？

　　理智的民族绝不会甘于谩骂，也绝不会满足于煽动民族情绪，而会以对历史的尊重、对市场的反思，作为建立未来新经济的根基。国人对于高盛的反思绝不应止于街头谩骂战，而应深入到经济制度的内核中，为中国的经济制度刮骨疗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