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期《大西洋》封面文章中，作者详细分析了美国近20多年来肥胖人群快速增加的原因，以及探讨了如何防治这类已成为流行性疾病的办法。文章认为，除非美国人能严肃地对待体重超重和肥胖问题，否则整个国家会充斥着各种慢性疾病的患者，并有被巨额医疗保健开支所压垮的风险。

　　美国麻省弗莱明哈姆市(Framingham)的大夫们在世卫组织成立的1948年时就已开始了对心血管疾病进行开创性的研究。最初研究成果有助于让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Heart Association)在1960年代推动让人们少吸烟，并于1年后呼吁降低摄入的胆固醇量。正是由于对公众的长期宣传，美国人的血压下降了，胆固醇在减少，吸烟人数下降，心血管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在下降。

　　然而，美国自1960年起出现了约45%的成年人体重超重，其中13%是肥胖。在6-17岁年龄段的青少年中，肥胖率达4%。美国人口肥胖率在此后20多年内基本稳定。但肥胖率在1980-2000年间突然翻倍。卫生部长在2001年宣布，人口肥胖问题已达流行病的比例。随着肥胖率在此后7年内继续上升，68%的成年人体重超重，其中34%属肥胖，约每3个儿童和青少年中就有1人超重，每5人中就有1人肥胖。美国人现每天摄入约2700卡路里热量，约比40年前增加了500卡路里。美国目前是发达国家中最肥胖的国家，肥胖率是许多欧洲国家的两倍以上。

　　人们因肥胖而付出高昂代价。肥胖令人意志消沉、不愿意学习或外出工作；有些人因此身处贫困，难以成家，有人甚至想自杀。因肥胖引起的各种慢性疾病给患者带来巨大代价。他们每年医疗费用要比正常体重的健康人群高出42%。非正常体重和饮食与各种慢性疾病关系密切，治疗这类疾病的费用占到全美医疗健康开支的四分之三。即使美国已通过政治斗争方式对医疗保健体系进行改革，但若不解决人口肥胖问题，改革努力不会有成效。

　　虽然现在有了人口肥胖率增长变慢的好消息，但由此引发的另一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其增长变慢。对于如何解决当今肥胖问题的讨论似乎也陷入僵局。一些人认为这是肥胖者自身的责任，并认为肥胖者遭遇自我放纵的暴饮暴食之灾，缺乏自我控制的意志力。另一些相信让人变得肥胖的原因是像廉价玉米、快餐和无道德的广告这些强大的环境原因所致。双方虽对发病原因各执一词，但都主张健康饮食和锻炼计划。然而，有些人主张惩罚性的，或在政治上行不通的以政府介入等不现实的解决办法。

　　以本文作者自身经历的肥胖病史和治疗过程看，造成当今美国社会出现大量肥胖人群的原因是社会和经济两方面因素。最常见的情形时，许多易于患上肥胖病者都属于穷困人群。他们没有接触健康食品的机会，没有稳定的医疗保健和社区服务，以及有效治疗，更重要的是无法改变与原有食品结构关系的时间。成年人的情形况且如此，更无须多谈儿童和青少年面对的糟糕情形。人们在大谈肥胖造成的高昂经济代价之时，严重忽略了儿童肥胖问题。最明显的是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体重超重和肥胖的情形不断增加。

　　作者认为，美国若想要真正解决因肥胖所造成的许多社会问题，首先必需要超越传统的“意志力对应综合食品业('willpower versus thefood-industrial complex')”的讨论范围。人们需要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肥胖，以及真正能够解决问题办法是哪些。但是，除非人们正确认识到肥胖症状本身是一种病态，否则呼唤集体意志来采取一些措施无任何意义。若整个国家想要减少肥胖人口，人们必须开始不能以轻蔑和强求性态度对待肥胖者，并让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健康身体状况间的障碍。

　　当前在反肥胖圈子内流行的想法是借用50年前反吸烟运动中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主要来自于政治方面。但烟草业的情况相对简单。除了大夫懂得尼古丁带来的上瘾性和如何治疗外，持续提升吸烟危害性的社会恶名让吸烟能得到有效控制，此外，对烟草的高税收也起到抑制吸烟作用。

　　但肥胖属于不同的社会疾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主任Thomas Frieden认为，生活在今天的美国社会中，人们体重超重或患上肥胖疾病的机会大大增加。他还认为，除了个人本身不能免除更多锻炼，饮食更健康的责任外，还需要降低体重的个人努力与政策介入两者结合的合力。

　　肥胖问题越来越严重与个人、社会和科技方面的各个因素有关。其中影响最大，被科学家称之为两个恶魔的因素是运动时间减少和摄取热量过多。然而，支持这个能量输入/输出的简单方程式的却是一种无情和强劲的生理与社会影响力之间互动的复杂关系。

　　影响美国人体重由超重变为肥胖的主要原因除了近20多年来工作形式变得越来越需要久坐之外，另一更重要的因素是食品业的不道德品行。美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前局长David Kessler在名为《终止过度进食(End of Overeating)》的著作中指责食品业在操纵食品中糖、盐和各种脂肪的成份，以让消费者产生对其产品中的影响脑神经系统的化学物质的依赖。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超级美味”的食品便以让人们超量进食的方式改变大脑中化学物质。更糟糕的是，有食品企业还尽其所能地让进食带有娱乐性，即快餐店以提供免费玩具方式诱惑孩子们喜欢上这类食品的商业做法。这种商业手段甚至扩展到像家具店，它们也为光顾的客户提供糖果和高热量甜点。

　　那些在社会经济底层的人群最易受到此类商业活动的影响，他们几乎没有抵御诱惑的手段。事实上，肥胖已变为一种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标识，即接受教育程度越低的人群，就越可能变为肥胖症攻击的目标。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情况看，越穷的人群倾向于比富有人群肥胖；生活在偏僻乡村的人群就越可能比在城市的人口肥胖。黑人儿童有着比白人儿童肥胖的更大危险，而黑人妇女变为肥胖的机会要比白人妇女高出50%以上。甚至有流行病学家认为，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所有黑人妇女都会变为体重超重和肥胖。

　　要解开造成肥胖症之谜是很困难的，其中许多因素还相互交织影响。但研究肥胖问题专家更倾向认为，物质上的劣势状况能够对穷人间肥胖人数为何不断增加做出了最好的解释。例如，最典型的现象是，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在过去数十年间持续上涨，而含糖的成品食品价格在大幅下跌。

　　此外，生活在肥胖人群集中的社区内更倾向于接受体型肥胖文化的影响。根据一些对1.2万名美国人的体重跟踪了32年的研究者的结论，肥胖具有一定程度的传染性，即与肥胖者成为亲密朋友的人有着自身会变为肥胖的更大机会。

　　患上肥胖症的人群在生活中难免有遭遇各种羞辱性的经历。无论是在飞行的航班上，还是在餐厅和电影院等公共场合，他们都会遭到人们投来的轻蔑目光。这种情况在工作地点也不例外。同样，肥胖者在如此充满敌意的环境中也会对自己不成比例的体型感到自卑。

　　肥胖造成的坏名声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肥胖率上升。但此因果关系也不是一概而论。一般情形是，体重超重的年轻人更倾向于被社会边缘化。因此，没有证据表明恶名声变得越糟就能真正降低肥胖率，反而有大量证据表明，恶名更可能让肥胖者变得意志消沉，受到更多压力，接触更糟的医疗服务，在工作地点倍受歧视，继续暴饮暴食，以及躲避锻炼。

　　依靠手术方法对肥胖症快速治疗只是万不得已的选择，且这种方法并非对所有肥胖症患者都有效。已有证据表明，一些患者在手术后，其胃部还会慢慢长大，摄入的食物量与前相比并无大的差别。这就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意义。此外，手术治疗的成本也很高，平均手术费用为3万美元。这对众多肥胖人口的美国而言，整体医疗开支规模相当可观。

　　此次国会通过的医保改革法案中提出了数项解决人口肥胖问题的有价值措施。其中要求保险商支付肥胖症的甄别和就诊费用。它还要求政府主办医保制度(Medicaid)内的各项计划也报销诊疗肥胖症的费用。该法案还包括了开支数十亿美元来建立社区医疗保障中心。它还尝试对小企业开办各类有益于员工身体健康计划进行补贴。其补贴的最典型例子是企业对放弃吸烟，降低体重，以及降低血压和胆固醇的员工给予现金鼓励。

　　同时，在一些州的城市中也拿出了最佳结构性调整的倡议。政府与非营利性组织或超市合作，在边远地区开设高品质的食品店。有些地区在住宅建设上开始关注人们如何能更健康地生活，使得居住地有让孩子和成年人能进行经常性活动的更大空间。在若干及早对肥胖症做出预防性措施的地区，青少年肥胖率在下降。

　　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已牵头发起了抵制儿童肥胖的运动。她与白宫的助手们经过去年6个月的努力制定出了一份新的预防青少年肥胖的综合性策略。该团队还聘请了白宫的一些高官担任顾问，向一些食品和农业企业巨头发出挑战。米歇尔本人也与一些利益相关者在改良食品和饮料上进行过长时间的交锋。这项计划的整体框架是，州与地方政府进行合作，提高食品营养成分标注标准，对向穷困社区提供健康食品的企业进行补贴，以及对学校的午餐计划进行改造。其最终目标是阻止一代青少年的肥胖趋势继续蔓延。(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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