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史蒂芬-斯特姆伯格(Stephen Stromberg)日前发表署名专栏文章，回顾华盛顿邮报数十年来对达沃斯论坛的重要报道，借以一窥达沃斯论坛如何跟随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以下为文章摘译：

　　每年在瑞士小镇达沃斯，商界、政界和学术界领袖在小镇庞大的会议中心共聚一堂，参加百人讨论会，探讨从新兴经济体到机器人的一系列话题。在世界经济论坛各场会议的间隙，他们就着茶歇点心谈论生意或相互引见。记者们对会议进行专题报道，种种新奇的财富展示让他们伸长了脖子——例如某亿万富翁每晚返回苏黎世以便睡在自己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上，这些话题几乎成为达沃斯论坛的传统，正如种种大胆预言成为会议传统一样。尽管经济学基本法则不变，与会者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当务之急添油加醋——全球化观念伴随着鸡尾酒点心一道呈上。

　　1988年的达沃斯论坛上，由于刚刚发生的道指崩盘，精英们烦恼着美国与其它国家之间存在的严重金融失衡。专栏记者吉姆-霍格兰(Jim Hoagland)报道，“国际协调”成为会议的主题词。“美国毫无节制的消费和消费者支出已经导致贸易和预算赤字，只有进行有计划的控制，才能显著改善金融失衡”。也许你已经注意到，这些教训很快被抛诸脑后。

　　不同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了全球化的重要话题。与会者们开始享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好处。会刊也变得越来越丰富精美。1997年印尼举办了一场奢侈盛宴，主角是“一座用一个月时间完成的巧克力山羊雕像”。《华盛顿邮报》记者安-斯沃森(Anne Swardson)写道，“超过一吨的食物——其中三分之一是热带水果，从地球另一端空运过来。七名厨师——也专门乘坐飞机前来，整整花了48个小时用于准备晚宴”。

　　除了印尼晚宴以外，美国新闻事件，如莱温斯基丑闻，在美国称霸时代也成为达沃斯的主要话题。“现在美国人到国外最怕的是必须忍受欧洲和其它国家对我们进行性方面的批评”，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在1998年写道，“在世界经济论坛的一次午餐会中，我和其他的美国人遭到了来自一名法国人，一名以色列人，甚至还有一名英国人(简直难以置信)的猛烈抨击。”“现在实际上是由军事力量和美元所支持的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科恩在2000年的达沃斯论坛报道，“人们不再谈论美国的负债或将日本看作榜样。所谓的亚洲模式来了又去了。人们唯一想走的只有美国模式”。

　　然而很快“美国主导”和“世界秩序”都变了。2001年，全球化遭到平民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攻击，会场周围是“荷枪实弹的保安和带刺铁丝网”，《华盛顿邮报》记者威廉-德罗兹迪亚克(Willian Drozdiak)报道。2003年，布什总统试图说服持怀疑态度的欧洲攻打伊拉克，科恩写道，那一年达沃斯论坛的非正式主题是“指责美国”。这是美国和欧洲经济观点的“脱节”在政治上的反映，伊格纳修斯在2004写道，“欧洲悲观情绪”蔓延整个会议，即使美国经济显示非凡的强劲势头。尽管美国经济持续运转，伊格纳修斯写道，“中国经济腾飞已无法回避，以至于人们禁不住猜想达沃斯论坛有一天会在上海召开”。

　　“达沃斯论坛已开始成为时代主旋律的象征，即全球经济的‘财富-创造-工作岗位-破坏’的旋涡”，伊格纳修斯于2006年报道。“每年来到达沃斯我都会惊叹于这个旋涡强大的铲平力量：每年都有更多的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与会，而美国人则越来越少。美国投行、技术专家和风投促成了全球化，而现在全球化已开始自由运行，其参与者来自世界各地”。

　　2009年，“胜利主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为什么这么蠢？”，伊格纳修斯在达沃斯论坛报道。但是他对全球经济漩涡的观察依然正确，他写道，对美国“债务恐龙”的金融失衡的绝望，几乎超过1988年。1988年霍巴特-罗文(Hobart Rowan)报道，美国人对日本打包购买美国经济感到苦恼。而如今的恐慌，则导致中美经济“融合”的讨论，以缓解美国财务紧张，并产生对某种——这里缺乏专门术语——国际协调的需要。在21世纪，美国对导致贸易和预算赤字的毫无节制的消费和消费者支出开始加以控制，而中国消费支出则开始增长，这真是风水轮流转。

　　因此尽管有对全球经济漩涡的强烈担忧，而全球化趋势也受到抑制，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正式主题依然是“改善世界状况：反思、重设和重建”，尽管与会者谈论的内容很可能仍然会转移到完全不同的话题上。(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