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朱益民深圳报道

　　阿布扎比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和两家私人银行向迪拜注资150亿美元的消息问世后，全球资本市场动荡不安的紧张情绪似乎有所缓解。

　　11月30日，上证综指大涨3.20%，深圳成指劲升4.74%，日经指数、香港恒生指数亦分别强力反弹2.91%和3.25%，亚太市场主要市场指数涨势如潮。

　　此前，为稳定市场信心，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欧菲尼德斯曾公开表示：“近日在迪拜的事件只是一个打嗝……这再次证明我们强调我们面临不确定性和前路可能依然崎岖不平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国内投资研究机构亦普遍认为迪拜债务危机不会导致全球第二波金融危机，迪拜政府外债共计800亿美元，与雷曼兄弟上万亿有毒金融衍生品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在目前全球流动性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背景下，只要主权基金资产高达3290亿—8750亿美元的阿联酋阿布扎比政府一出手，迪拜债务危机便可瞬间冰释。

　　难道迪拜债务危机应对真的像打一个嗝儿那么轻松？这只曾经引起全球第二波金融危机恐慌的沙漠蝴蝶，其振翅预警对正走在复苏路上的中国经济、资本市场一点警示意义都没有吗？

　　截至北京时间11月30日18时35分，道琼斯欧洲50价格指数下跌1.26%，伦敦金融时报100指数下跌081%，法国巴黎CAC40指数下跌1.39%，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1.25%，整个欧洲仍在下沉。

　　新兴市场风险重估

　　浙商证券研究员李瑞、王伟俊近日发表《迪拜危机：脱下“皇帝的新装”》报告指出，虽然债务危机因杠杆率较低，传染性不强，其危害性要低于金融衍生产品导致的危机，尤其阿联酋的“老大”阿布扎比表示将选择性协助迪拜渡过难关，从理论上讲，迪拜危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影响或许有限，但这却会引起投资者对新兴市场以及高风险行业的风险重估。

　　上述两位研究员认为，迪拜危机表明，由于发达国家的市场转嫁机制，新兴市场在后危机时代的脆弱性反而会大大增强。从短期来看，迪拜危机很可能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分水岭。前期美元汇率持续回落告一段落，与此同时，原油和大宗商品，特别是黄金价格的连续暴涨将得以遏制，资金将会从新兴市场重新回流发达国家市场。

　　对迪拜债务危机冲击持有相近观点的还有上海证券研究员许瑾。

　　她向记者表示，“迪拜危机是否能够对世界经济复苏进程造成实质影响还有待观察，但不能忽视迪拜危机导致的美元指数上升带来的国际资本回流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冲击。”

　　对此，上海一家私募基金投资总监认为，迪拜债务危机会引发国际资本从香港市场撤出，进而对中国A股市场的估值心态造成一定影响。

　　该投资总监的逻辑依据为，从迪拜的债权人来看，欧洲银行是主要的贷款银行，如瑞士信贷、巴克莱、汇丰控股、苏格兰皇家银行等。鉴于欧洲金融机构对中东地区的投资介入程度远远超过美国，迪拜债务危机将令欧洲银行体系再遭重创，欧元、英镑会因此面临货币贬值压力，一旦欧元、英镑持续贬值，美元则相应进入被动升值周期。

　　如此一来，国际资本会加速从新兴市场回流套利。在国际资本回流冲击下，周边市场震荡下行，对中国A股的相对较高溢价估值会造成明显压力。

　　这位私募基金投资总监的看法与浙商证券研究员的观点有些异曲同工，但在李瑞和王伟俊看来，迪拜债务危机对中国的警示影响绝非仅限于中国股市估值中枢的上下波动。

　　敲响中国警钟

　　李瑞、王伟俊认为，压倒迪拜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房地产，迪拜危机的爆发使得新兴市场国家不得不对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发展模式进行再思考。

　　过去5年以来，以迪拜塔为标志，迪拜推进了3000亿美元规模的建设项目。在此过程中，政府债务不断增加，主要反映在主权财富基金的债务中。但是，金融危机导致的房价下跌、建设项目被取消等利空因素接连出现，使迪拜世界的偿还能力大受影响。

　　“从迪拜债务危机的爆发来看，单纯依靠举债来进行房地产投资进而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波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对中国的大国经济来说，迪拜危机再次提出警示——经济增长需要协调稳步向前推进。”李瑞、王伟俊认为。

　　万德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房地产实际完成投资累计28439.73亿元，同比增长18.9%；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6.64亿平方米，同比增长48.4%；商品房销售金额31529.12亿元，同比增长79.24%。

　　另据统计，截至10月份，2009年新增贷款8.92万亿元，同比多增5.26万亿元。由于天量信贷大多数流向大的国有企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旦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效益下降或者外部冲击，就有可能直接演变为呆坏账，在资本充足率不足的情况下，可能引发银行系统性风险。

　　另外，在本轮的经济刺激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为了配合中央“四万亿投资计划”，在地方财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纷纷以财政或者信用作为担保，建立融资平台从银行大量借贷，对银行来说，这将成为一种债务上的潜在风险。

　　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发展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即降低资本形成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未来基建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应该适度压缩，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倾向将会成为国内经济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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