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亚玲 　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在经历了布什政府8年的冲击之后，世界对奥巴马的战略有着一种极高的期待。但应看到，在中美关系上，奥巴马政府的调整或许不会太大。当然，要准确预测其变化或延续，仍需理解一个根本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缘何出现过如此多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乃至“中国机遇论”？今后这些论调会不会重新出现，或出现新的论调？

　　我们可以从美国政府对爱国主义的操作及其手段的角度理解这一问题。作为民主国家，动员整个国家支持政府立场，避免利益集团的重大影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由此，美国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爱国主义类型，即对普通公众的爱国主义加以民族主义化操作，可称作“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换句话说，就是打爱国主义旗号，行民族主义实质。当然，这一操作是可以回逆的，尤其是在遭遇失败时。

　　如何实现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或使之回归正常的爱国主义？答案是，对特定议题进行安全化或非安全化操作。所谓安全化操作，是将特定议题当作对国家安全的迫切威胁加以宣传，并因此要求制定特殊政策加以应对。而非安全化操作则正好相反，不再将特定议题当作迫切威胁，而使其可以重新回到普通的政治话题的范畴。

　　从上述角度考察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的发展，可看到三个不同的阶段：其一，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将中国塑造为“敌人”，这一阶段随着1994年克林顿不得不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相脱钩而趋于结束；其二，取而代之的是自1995-1996年开始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但这也在“9·11”事件后趋于瓦解；其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经济威胁论”便开始兴起，进入新世纪后更为集中地体现在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上。

　　在所有阶段中，美国都或者利用安全化，或者利用非安全化手段，对美国普通公众的爱国主义加以或者不加以民族主义化操作，产生了多波次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机遇论”。

　　上述阶段还体现出一个特征：尽管不同政策领域的发展不尽一致，但明显存在前后相继的发展趋势：当一个政策领域的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和安全化措施失败后，这个政策领域的战略将转向爱国主义和非安全化；但与此同时，下一个领域的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和安全化措施就会启动，并成为主导中美关系的新领域。

　　就到目前的发展而言，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型至少已经在意识形态、军事和安全两个领域内完成或趋于完成；在经济领域内，中美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问题被安全化的顶峰已经过去，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波折，但难以上到更高的高度。因此，对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而言，问题不太可能出现在意识形态、军事和贸易逆差或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而将出现在一些新的政策领域。

　　更为具体的，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战略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即双边关系、多边关系和国际体系改组与国际规范重建。其中，双边关系中的负面影响相当明显，但真正重要的却是在国际体系改组和国际规范重建方面。

　　第一，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和安全化操作将更多集中于目前尚不太受人重视的低政治领域，尤其是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及中国制造产品等方面。

　　由于美国的战略重点首先是恢复经济，因此有关人民币汇率、中美贸易逆差等问题的争端还将出现，对“中国经济威胁论”的安全化操作仍可能会发生。

　　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是奥巴马政府最为看重的议题，只是目前因为严峻的经济危机而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加以关注。但2009年底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加上美国经济在下半年复苏的可能，使得这一问题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出现。

　　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美国的国内市场将会出现萎缩，对外保护主义可能会重新抬头。在此背景下，安全化中国产品的安全威胁，进而保护美国国内市场，是一个非常容易合理化的政策选项。

　　第二，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和安全化操作将逐渐从双边向多边乃至全球层次扩散，多边和全球层次的争执，或者说影响奥巴马政府对华战略的第三方因素将明显上升，尤其如苏丹达尔富尔问题、津巴布韦问题、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等。

　　第三，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和安全化操作将逐渐从具体的政策领域转向国际体系规范的主导权的争夺上，美国将通过建构中国对国际体系规范的“威胁”，尤其是强调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设法将中国纳入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规范框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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