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上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会场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中国经济转型亟需降低体制成本。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很大的一个因素在于通过改革降低了体制成本;但目前体制成本从快速降低后再次回升。体制成本,主要是指法定成本、法定经营成本、市场主体对潜在机会做出反应的成本,以及市场对关键要素的获得成本等。
周其仁认为,我国面对的现实是,过去高速发展中,收税增长比工资总额增长快。尽管经济增速下行中很多市场成本都在下降,但体制成本如果不降的话,或许“很多企业没有等到市场成本降到它能够支撑下去的水平,就撑不住了”。
更为重要的是,调整体制成本会牵扯到一系列问题,比如政府财政收入会减少,因此降税一定要伴随政府降低开支,否则长远来看,将会成为国民经济失衡的根源。
周其仁也谈到,当下很多不当的价格机制,让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成本太高。以医疗服务行业为例,要动员更多医疗服务资源增加供给,不是仅仅增加医院就够了,还要采取扎扎实实的措施,让人们愿意学医、愿意从医、愿意增加医疗服务。
除此之外,市场主体对市场机会做反应的时候,关键要素的获得成本还是过高。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仅仅用货币政策去调房价是不够的,光有购买力而没有土地拨过来,就会发生尴尬的局面。”
他说此前在深圳调研,发现在房价疯狂上涨的同时,却大量土地没有好好利用,“那些空置的厂房能不能转过来变成住宅用地、增加住宅的供给?”
“这些成本不降下来,即使市场主体看到了市场机会、想做反应,但关键要素不到位,反应就会非常慢。”周其仁说。
他将以上这一切称之为体制成本,并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应对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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