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崔健电影《蓝色骨头》

　　来源：《投资时报》

　　文｜张晓舟

　　蓝风筝升起，红风筝坠落，崔健在《心花路放》和《银河护卫队》之间左冲右突。

　　红色世界的蓝风筝—这个意象再次在中国电影中出现，上一次是田壮壮执导的《蓝风筝》。

　　《蓝色骨头》对时代给出了一个诊断报告：创伤性失忆。

　　尽管《一无所有》上不了春晚，但《蓝色骨头》却算得上“文革”题材审查的一个小小突破。女主人公用手枪砸自己，狠狠砸了五下—并且音效很震慑—而通常此类镜头电影审查部门只允许来一两下意思意思。这个镜头很血腥很暴力，也很崔健，假如这是影片的最后一幕，就更好了。

　　《蓝色骨头》的最大亮点和突破就在于对红色记忆的处理：肢解和重组。影片劈头指出：“那是一个不可触摸的时空”，“我不知道为什么出生在那个年代，但却不能谈论它”。一旦谈论，它就变成了历史。而被虚化的《人民日报》报头，看上去恍若隔世。

　　在文工团办公室，林彪像被从主席像旁边摘了下来。这部影片的有趣之处，在于对林立果“选妃”以及林立果听摇滚等史实有意的指涉。钟振青这个角色—首长司机兼窃听专家—也颇有所指，林彪一家正是被特工疑云笼罩，先不说林彪身边到底有几个卧底，光是叶群和儿女之间的暗斗就已经够恐怖的了，叶群派人跟踪林立衡林立果姐弟，而林立果则窃听偷录了叶群和黄永胜之间的暧昧电话。

　　且慢，林立果是谁？我询问了三位年轻朋友，两位是“90后”，一位是“85后”，显然这个年龄段是眼下电影受众的主体，而这三个人也都表示喜欢这部电影。其中一位“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但要我提示一下。我说了林彪的名字，她马上答：林立果，是林彪的老婆吧。另一位回答：林立果，中国摇滚教父呀。但他并不知道这位所谓的教父是林彪的儿子。还有一位倒是知道林立果是谁，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历史学家戈登·克雷格在《德国人》一书中援引过一份1976年的西德中学生历史知识调查问卷，题为《我所知道的希特勒》，结果显示，在战后的经济腾飞背景下，很多新一代西德青少年脑海中已经清空了纳粹历史，千奇百怪的答案：希特勒是意大利人；他参加了登月；曾参加三十年战争；他击败俾斯麦上台；他是共产党员；他把所有纳粹党员送进毒气室……尽管不排除个别答案纯属故意开玩笑，但这个问卷还是令整个西德震惊：德意志民族一直在下意识地掩盖和清空惨痛耻辱的历史记忆。

　　经济腾飞消费爆棚的时代，更容易加剧失忆症—一种餍足性失忆。

　　而这也是《蓝色骨头》面临的尴尬：崔健意欲治疗“创伤性失忆”，但假如新世代脑子里压根就不存在这种历史记忆，也就谈不上失忆，更谈不上创伤。

　　然而艺术归艺术，历史归历史。周作人指出过中国人爱用演义来看待历史。那是以貌似野史的方式对抗正史，但也经常徒增伪史。所谓林立果与崔健的摇滚历史承传关系，正是中国文人演义症发作的一个典型病例。拜朱大可先生的权威影响力所赐，他这段浪漫的文字不单被网络时代的段子手广为传播乃至添油加醋，还被维基百科的林立果词条所摘引：

　　崔健身穿军装演唱摇滚的戏剧性行为，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的某个特殊记忆：一个名叫林立果的业余歌手，第一次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他的身穿军装的动人造型，在崔健的记忆中固化为文化先驱的偶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摇滚歌手，林彪元帅之子、空军军官林立果是崔健的摇滚精神的隐秘的启蒙者。他的“571工程纪要”，乃是中国现代史上首部非毛主义的重大政治文献。尽管他与其父林彪元帅在逃往苏联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丧身，此后遭到了主流政治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唾弃，但他在摇滚中注入的叛逆精神，却在崔健的音乐中获得了秘密传承。

　　迄今为止，关于林立果与摇滚乐的关系，只有其准媳妇张宁的回忆录《尘劫》一书提供了一段见证，说的是林立果让周宇弛把音乐开开轻松轻松，一开就把张宁吓到了：

　　“我非常惊奇，以为耳朵听错，音响里传出的竟是西方摇滚乐，在当时红透天的文化革命中，听这种音乐即是反动，在基层准被政治收审。林立果欣赏我惊疑的神情，问是什么音乐，什么音响，我说是立体声摇滚乐，轮到他惊奇了。周宇驰哈哈笑道：‘嗬，看不出小张挺懂音响，还听出是立体声。’林立果摆弄的东西都是进口渠道得来，在当时社会上是稀罕物，我懂得这些得赐于两次出国见了世面。”

　　张宁这段文字写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而当时崔健正如日中天，于是难免引发好事文人的浪漫想象，江小鱼先生更是以地摊文学的生花妙笔，将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画像一把贴到了林立果的卧室，并将林立果供上“中国摇滚第一人”的神龛，强行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和西方相拥而泣，当真是历史性倒错。中国的“文革”当时对西方的反文化运动影响甚大（尽管有严重的信息错位），但当时的西方文化，仅仅是作为特供商品为林立果这样的特权阶层挑选享用，叶群能在毛家湾为准儿媳专门放好莱坞恐怖片（参看张宁回忆录的记载），她儿子当然也能在空军大院的办公楼里狂听披头士。

　　但这居然被添油加醋变成在空军大院唱披头士—如果林立果一手开战斗机一手弹吉他岂不是更酷？如果林立果真这么高调，为何现在都没有一本像样的林立果传记，只能靠文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虚构？朱大可先生创造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大院摇滚”，这很可能是近年针对“大院文化”的批判的来源，而从崔健上春晚的风波，到这次《蓝色骨头》上映，都有论者朝崔健挥舞“大院文化”这个勒头套。但京城有形形色色的大院，你们说的到底是哪类大院，真以为大院就统统意味着特权阶层？崔健的父亲只是一个曾经的志愿军翻译和后来的歌舞团小号手，而歌舞团大院跟空军大院性质不同，二者唯一相近之处，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里可以得到比外界更多更新的信息，尤其是文艺信息。

　　把崔健当做红色大院文化的遗老遗少，是贬低了他的价值，而把林立果视为中国青年反文化的革命先驱，则是高估了自己的想象力。林立果到底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先锋，还是仅仅是红色权力斗争的反骨仔？对他的神化，乃是对“文革”历史的一种加工再生产、再创造，硬要从臭水沟挖出一股清流，把它跟当代的酷文化合流，这到底是先锋牌挖掘机，还是对宫廷秘史源远流长的意淫？这种“教父”情结到底是出于英雄主义，还是奴性？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臆造只能加剧一种“意淫式失忆”，让历史真相变得更加模糊不清。吾国的历史，往往以创伤性失忆为主，以意淫式失忆为辅，如今则加上餍足性失忆—而崔健不得不在这三座深渊之间飘荡。

　　尽管崔健在《蓝色骨头》公映前在《锵锵三人行》节目上第一次公开辟谣，但似乎更多人只听到—或者说只愿意听到—窦文涛的话，他们更愿意继续相信和传播谣言。而《蓝色骨头》对林立果故事的隐约指涉，似乎多少又强化了被臆造出来的所谓林立果与崔健的摇滚承传关系。历史被娱乐化了，大家在乎的不是真相，而是故事好不好玩。这样一来，崔健意欲给娱乐加上历史砝码的努力就容易达不到预期效果，年轻观众从影片中获得了某种野史的酷感—摇滚和同性恋—他们期待更多革命嬉皮士传奇八卦，却又很快落空了，因为崔健跳跃得太快，你还在皱着眉头琢磨A，他已经说到B，当你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上了C，他已经扯到D了，最后当他又重新回到A—那座古老的吊桥—的时候，连演职员表都没看完的观众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导演和观众之间彼此有些互相错位，在银幕和观众席之间有一道战壕，崔健依旧像一个孤胆英雄在不停开火，但有些子弹没有击中目标。战壕可能也是鸿沟。

　　《黄金时代》明星太多，以至于汤唯们不单遮挡了导演还遮挡了萧红；而《蓝色骨头》没有明星，焦点势必落在崔健头上：崔健的生平、音乐和言论，跟电影构成了强大紧密的互文关系，崔健的身影也难免挡到了影片本身，但这也是这部电影的悖论：哪怕艺术力量有所缺失，崔健的人格力量也能稍加弥补；哪怕电影结构情节语言不太成立，到了崔健这儿似乎多少也说得通。

　　电影《蓝色骨头》和崔健2005年的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可以说是同时孕育的双胞胎。除了《蓝色骨头》和《迷失的季节》这两首歌，电影和唱片还有其他一些对应关系，比如长江纤夫的情节场景对应了《城市船夫》，钟华这个角色则对应了《网络处男》，而这两首歌可能是崔健最为人忽略的作品，如果说《城市船夫》的音乐新意被低估了，那么《网络处男》恐怕只能说是崔健最弱的作品—崔健对网络青年亚文化的认知和表达，还停留在“处男”的阶段，而这也是《蓝色骨头》中当代戏码完全无力抗衡“文革”戏码的重要原因，演员气质和表演上的局限—缺乏一股可以配得上《蓝色骨头》这首歌的劲儿—还不是最大原因，问题出在这个角色的代际设置和定位过于含混模糊：如果说钟华生[微博]于“文革”年代，那应该是“70后”，但问题是这位演员是个“85后”。而这部电影孕育于差不多十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iPhone也没有微博微信，对于此时此刻的青年来说，杀毒软件和网络歌曲这样的话题实在有些古老，如果看完《超体》再看《蓝色骨头》会不会过于穿越？

　　因为“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崔健有句名言：“只要天安门上还挂着毛主席像，我们就还是同一代人。”他想强调的是中国最大的现实依旧还是政治，舞台背景并没有变化。而这一背景也衬托出崔健的时代感召力。

　　然而，尤其在2000年之后，代际更替的速度超乎其认知和想象，钟华这个角色虽然励志，但搁在现在年轻人中未免还是稍嫌庸常，他要抨击的也仅仅是网络侵权和红包而已，套用一句萌萌的流行语—“爱摇滚的孩子不会变坏”，这听上去像在说摇滚乐唱诗班和酷文化幼儿园，这个摇滚好孩子的角色只能反衬出上一代人的戏剧性和感染力—此片中有一句精准漂亮的表述：“一种神秘而亲切的恐怖。”《蓝色骨头》对“神秘而亲切的恐怖”的红色时代的表现是非常成功的，它的失败之处，在于对蓝色时代的概括力和表现力不足。但崔健为何不好好把一个老故事好故事讲到底，而非要吃力不讨好地把自己变成“过去—现在—未来”的搭桥者？

　　重庆巫溪那座古老的吊桥是整部影片的支点，《迷失的季节》这首歌则是影片的另一座吊桥。影片其实更应该叫《迷失的季节》，这首歌和古老的吊桥一起连接了两个历史时空，但连接美国和中国，战线就未免拉得太长了，英语版《迷失的季节》让影片显得有些拖沓—影片最后几乎都快迷失在《迷失的季节》里了。崔健个人的身影无形中还是跳出来占领了电影舞台—他用情怀来取代情节，或者说用情怀去推动情节。他力图去治愈创伤性失忆，不惜把施堰萍送去美国，缝合了她脸上的伤疤，摇滚教父化身为摇滚大夫；他想让历史和现在握手言和，让中国和西方，在全球化的时代干那么一小杯，不惜拧巴而执拗地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结局，续上一条光明的尾巴。

　　我说过《给你一点颜色》专辑其实更像是《给你很多颜色》，而电影《蓝色骨头》的特征同样是话痨，老崔忍不住借电影慷慨激昂地演讲，唾沫都飞到观众席，格言警句狂飙。但最精彩的，是那些残酷而犀利的隐喻。

　　比如，胜利者自己亲手制造的枪，却打掉了自己的蛋。

　　又比如父子放风筝时的对话：猪是什么颜色的？粉的。

　　接着崔健借一个小屁孩的嘴巴狠狠地道破了《蓝色骨头》的中心思想：“我讨厌红色，我讨厌血！”

　　《蓝色骨头》的宣传语是“崔健给理想主义青年的一封信”，假如说红色是“文革”一代的理想主义原色，那么蓝色就是属于这一代的理想主义原色。但粉红色和灰色，才是现实主义原色—猪的颜色，以及灰霾天的颜色。

　　那正是付松和老徐这两个配角身上的颜色：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付松把一个国家的码头项目弄成高尔夫球场，并雇用老牌特工监控上司，他成功地摇身一变从红色过渡到粉红色，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不正是林立果的很多同代人后来纷纷经历的？林立果在“571工程报告”中，用B-52指称毛泽东，而B-52s也是一支林立果来不及听到的七十年代著名美国乐队的大名，而现在，B-52只是一杯鸡尾酒。

　　《蓝色骨头》就是一部高举B-52鸡尾酒（或者说开着战斗机）来跟往事干杯的电影。崔健要说的话太多，画面和情节都围绕着他要说的话来展开，难免左支右绌，在治疗创伤性失忆的同时，这部电影也难免露出了自身的破绽和伤口。但至少，他有话要说—拼命挖着自己的喉咙要把压抑在心底的话掏出来—你能感受到其情感和思想的充沛能量。而有些亿万票房的电影，导演其实没什么话要说，没多少表达的欲望，比如宁浩的《黄金大劫案》，这部电影除了片尾曲，其他都是无聊的，而那片尾曲是《迷失的季节》。至少，《蓝色骨头》留下了两个经典时刻：陶冶在水龙下的舞动，倪虹洁在河边的自戕。

　　某些还停留在《一无所有》的论者严正告诫：“崔健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影片中，革命判官厉声怒斥：“施堰萍，你的时代过去了！”时代这个词，沦为市侩哲学一件很拉风的风衣。而鲍勃·迪伦说：“我不是时代的宴会司仪。”周小平同志则说：“不要辜负这个时代。”早在二十年前，崔健就在一首命名为《九十年代》的歌中道出过这种对时代失语的感觉：

　　语言已经不够准确

　　说不清世界 世界

　　存在着各种不同感觉

　　就像这手中的音乐

　　语言已经不够准确

　　语言已经不够准确

　　生活中有各种感觉

　　生活中有各种感觉

　　其实心中早已明白

　　却只能再等待 等待

　　一天从梦中彻底醒来

　　回头诉说这个年代

　　其实心是早就明白

　　其实心中早就明白

　　你我同在九十年代

　　你我同在九十年代

　　但是他依旧寄望于未来“回头诉说这个年代”。崔健的个人主义解放意义固然伟大，但他的集体主义大团结情结同样深重，在另一首二十年前的作品《彼岸》中，他甚至高唱“我们共同高唱着同一首歌曲”。《蓝色骨头》这部电影也多少保有这种“高唱同一首歌曲”—哪怕是抗议歌曲—的冲动，这种对时代共同体、对民族共同体的乌托邦情怀。

　　然而“你我同在九十年代”却无法演变为“你我同在二十一世纪”，甚至连“时代”这个词，也已沦为一个分崩离析、含混不清的词，《蓝色骨头》像是一堆散乱而锋利的碎片，在注意力涣散的新时代青年头上飞舞。

　　这部电影没有得到更多的回响，除了艺术功力的局限，以及电影发行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你想治疗历史失忆症，却也难免成为这种历史失忆症的牺牲品，你触及了粉红色和灰色的时代变迁，而这种变迁反而印证了：虽然天安门还挂着毛主席像，但我们确实不是同一代人了（虽然还在用“我们”这个空洞的复数），即便是同一代人，似乎也互相认不出来了，是谁给我们整了容化了妆？迷失的季节。

　　还有论者指出：我几年前就说过崔健拍电影票房好不了。

　　跟聪明的先知相比，崔健始终是那个笨拙地、拼命地挖着自己的喉咙的人，像一把铲子挖出一片血肉模糊的土地。

　　（张晓舟，乐评人，足球评论员，大众文化和媒体研究者，专栏作家，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粉红乌托邦》、《生于午夜》等）

　　(完）

进入【新浪财经股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