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徐 瑾

　　18岁的迈克尔·布朗，一个手无寸铁的非洲裔美国青年，早些天被密苏里州小城弗格森的警察击毙。据《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此事引发了当地种族冲突，这座小城有2.1万居民，却被种族问题折磨了几十年，该城居民原来基本是白人，后来非洲裔美国人占了绝大多数，但市府官员和警察仍以白人为主，市政厅六名官员中只有一名是黑人。

　　这不是美国第一次爆出种族冲突新闻，《盲点》就有类似的案例，一个黑人警察奥马尔·爱德华兹在2009年离开家门之后不久，就被一位同行错当成嫌疑犯开枪打死。这些错误的怀疑或者信任，也就是社会认知错误的表现。即使平权运动偃旗息鼓几十年，种族平等已成绝对的政治正确，类似的新闻还是向我们揭示，基于种族等因素之类的偏见即使在理性层面被规避甚至讨伐，但是现实中人们还是有意无意地作难以预测的选择，很多偏见来自潜意识。这并不是仅仅政治立场的讨论，事实上也有学术研究作为支撑，《盲点》中提及一项超过150万美国白人进行的测试，40%的人都明确表示自己崇尚平等原则，其测试结果却显示了无意识的白人偏好。

　　当经济学在赫伯特·西蒙、丹尼尔·卡尼曼等先驱的引导下，开始怀疑理性人的预期之际，心理学已经更进了一步，把研究指向从人类意识深入到了潜意识。意识只是潜意识的冰山一角，潜意识以及潜意识所衍生的隐性偏见如何影响人类行为乃至社会行动呢？《盲点》的两位作者、哈佛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马扎林·贝纳基与华盛顿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德就是研究者中的杰出代表。两人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内隐态度(implicitattitude)，他们最终设计出一种在线测试来揭示人们的潜在偏见，也就是从1995年开始的内隐联想测试(ImplicitAssociationTest，简称IAT)，“视网膜上的盲点仅仅证实了人类视觉系统中盲点的存在，内隐联想测试则深入探究了隐性偏见的盲点并发现了它的组成部分。”

　　以内隐联想测试为基础，“盲点”成了一种隐喻，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盲点，而是社会认知上的盲点，向我们揭示出大脑中隐性偏见形成的盲点，“社会认知错误不只局限于基于某人的种族或者民族信息所做出的判断，它源于从心理和社会角度对不同人类群体做出的判断，包括年龄、性别、宗教、社会阶层、性生活、残疾、外表、职业以及性格等因素，其中一些因素更容易成为人们解释某种行为的原因。”

　　作为社会动物，一方面人类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非常频繁，大脑也因此进化出相关区域来处理社会性的思考和感觉，另一方面人类的进化速度往往赶不上现代社会的变化程度，比如人权的定义在百年间变化何等剧烈，一向在过去有利于祖先求生的社会认知技能今天则可能成为谬误的起源，因此人类难以避免存在各种社会认知错误，从种族到性别，从宗教到性别。换言之，无论自觉不自觉，我们有时候确实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甚至总是“以貌取人”。

　　《盲点》以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一句话为例说明社会错误的偏执与强大，萨特曾说，如果一个女人和某个皮货商的关系不佳，她会给他们的争执加一个解释，那就是皮货商是犹太人。这种看似不相关的解释，其实在生活中并不鲜见，大家似乎习以为常，“认知错误是产生这些好恶情感甚至热情的根源，人们所属群体的信息似乎成为人们是谁、做什么甚至可能做什么的强制性解释，从而为每个群体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方式进行了自圆其说的辩护。”

　　还是以种族为例，《盲点》列举了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塞缪尔·加特纳和杰克·维迪奥的研究，他们长期研究自称为“厌恶种族主义者”的美国团体，结果显示即使这群显然将自己标榜为平等主义者的美国白人，也会在不经意间表现出种族歧视，比如帮助白人而不是黑人。

　　公正是人类的原始情感之一，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会往往自认为诚实、公平或者说自以为没什么偏见的“好人”，但通过内隐联想测试还是会暴露很多隐性偏见，甚至我们不需要对“别人”表示明显歧视，只是更照顾“自己人”也会加重歧视倾斜。这种行为被称为内群体偏好，一些看似不经意的举动也会加大倾斜，比如一个白人向一个帮助白人为主的慈善机构捐款，其结果如何？“不用刻意计划和安排，你的馈赠就增加了一个原本就占据有利地位的人口群体的优势。即便你没有违反任何民权法案，你的行为都提升了美国白人的相对优势，相应也加剧了其他群体的相对劣势。其他人的类似行为还会产生可观的集聚效应。”

　　书里有个有趣的例子，当作者一个好友希望创造公平竞争，原本计划向母校捐一大笔钱，但与作者交流后，她开始明白母校虽然主张多元化，但白人学生占大多数，这笔捐赠最终还是会提升白人的优势。于是她最终决定同时向母校和联合黑人大学基金捐赠相同数额的善款。作者如此评价，“她既没有超越也没有消除产生内群体偏好的认知错误，而是将其中和。”

　　也正是如此，很多看似完美高尚的行为在无意间提升了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优势，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善意举措其实无非是另一种歧视而已。随着马太效应在社会上不断强化，正反馈与负反馈不断放大，可能使得强势群体得到更大帮助，而弱势群体更加弱势。

　　不知道为何，反观中国的现实，我觉得上面捐款案例听起来有些“超现实”。今天中国，很多歧视直接而粗暴，种种偏见不加掩饰，盖茨比之死，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被上流群体接纳的结果，而这种不接纳就是歧视与偏见的产物。对于国人而言，一方面不太习惯把歧视隐性化，生活中各种歧视无所顾忌，另一方面集体生活也使得不少人习惯裙带关系，青睐校友、靠近同乡、照顾朋友可谓人之常情，而中国富豪也不乏一掷千金向美国名校捐款的案例，而且这一举措几乎难以苛责。

　　揭露隐性的歧视是为了社会公正，但值得指出的是，追求公正过头有时候也会成为另一种反向歧视。人总是抱团竞争，社会中的个人总被定义为不同社会群体，一般情况下这样没有太多问题，如果这些刻板印象被过分错误地滥用则可能导致悲剧，尤其过分信任或怀疑，比如上文的黑人警察或者给麦道夫过多资金的犹太团体。理想的状况，是随着价值观变化，人们的抱团方式可以随之调试变化，更开放，更多元。

　　从种族到年龄，从性别到宗教，有色眼镜无处不在。如何消除社会认知错误带来的各种偏见呢？一方面我们应更多承认认知偏见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可通过更多接触多元化的人事来改变思维惯性以及刻板印象，比如女老板的更多出现（无论在身边还是媒体），会强化女性作为领导者关联性。

　　从经济学的思路，我觉得一方面不必对于人们太多苛求，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群体偏好也就善莫大焉。心理学家指出，一个大脑存在两个系统，一个反省思维，二是自发思维，两套系统如果不一致，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偏好。如果隐性偏见往往来自发思维，而我们又认识到这点，那么反省思维可能因此触发，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应该向他们说明，社会认知错误不仅误导误判他人，甚至也会导致自我认知谬误。比如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一项研究显示，老年人在他们年轻时对老年人所持的消极想法与他们晚年罹患心脏病的概率有相关性。也正因此，偏见的受害者不仅是别人，也往往是我们自己。经济学说歧视即价格，不仅别人为我们的歧视买单，我们也在为我们的歧视付出代价。鉴于人类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理性人，相信成本分析多少会提示甚至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 （本文系作者为《盲点》汉译本所作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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