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涛

　　近几年来，预付卡市场在全球迅速发展。2010 年是全球预付卡市场爆发式增长的一年，市场规模达到 10526 亿美元。而当年我国预付卡规模已突破了1400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

　　预付卡是以盈利为目的发行、在发行机构制定范围内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卡，又分为多用途预付卡和单用途预付卡两类，分别归央行和商务部监管。在我国，礼品卡种类是预付市场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市场对零售和企业礼品卡的需求不断增长。为了抓住这一增长机遇，企业纷纷进军预付卡市场，尤其大力拓展二三线城市；并考虑实现支付方式的多元化，如在线和手机支付等。预付卡的特性决定它容易受到企业欢迎。对预付卡发卡企业而言，首先可以获得巨额的备付金进行资本化运作；其次，预付卡可按税率较低的商品开具商业发票；第三，卡消费者放弃的卡押金、卡内剩余金额，都会沉淀成为发卡公司的纯利润，成为监管政策落地前发卡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此外，多用途预付卡发卡企业还可以通过商户返佣、售卡手续费、延期手续费以及其他增值服务收费。

　　也因此，在预付卡市场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引起争议的问题。预付卡成为促进消费购物的重要工具，但同时也成为“灰色经济”的源泉。而当前这个市场已经形成稳固的利益链条，如发卡商家得到巨额的预收资金；黄牛倒卖可以赚钱；部分人可以变相行贿受贿；企业以购物卡形式发放福利和避税等。尤其是我国预付卡管理虽然不断完善，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相关的风险。例如，从社会角度来看，预付卡可能成为洗钱工具、隐蔽行贿、公款消费的手段，或者用于员工福利和偷税漏税。从消费者保护来看，在沉淀资金安全、用卡方便和退卡自由等方面也有许多不足。

　　预付卡在全球的风靡，基于多方面原因，如有利于商业促销和商家现金回流，构成新型商业模式；顺应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增加了购物者的使用便利，尤其是没有信用卡和支票的中低收入者；可以作为人际往来中的礼品等。我国的多用途和单用途预付卡，通常对应于国外的开放型和封闭型预付卡。当然，在国外不是问题的预付卡，在我国却蕴含风险，归根结底，不在于预付卡本身，而是我国还具有产生灰色经济和腐败的土壤。要解决这些问题，也有从治本到治标的不同对策。

　　回顾历史，早在1991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禁止发放使用各种代币购物券的通知》。此后1993、1998、2001、2010年分别出台了相关约束规定，尤其是着眼于防治用卡腐败。虽然2011年和2012年，相关部门出台了更细致的管理规定，但是在实践中，其可行性和落实程度还比较低。具体来看，对预付卡发行环节的实名制，有很多规避手段，如1万元这一实名登记门槛可通过“化整为零”来避开。同时，预付卡的管理涉及工商、税务、财政、央行、商务流通领域等多部门，这也使得监管渠道不畅，一些具体环节更缺乏操作性。实际上，现有规定中的“实名购卡制”、“限额购卡制”、“非现金购卡制”都很容易被隐性突破。

　　从最为治本的角度来看，预付卡本身与腐败和违规并无必然联系，如果构建了类似发达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则预付卡根本不会成为灰色交易的载体。例如，金融实名制、财产申报制度、严格的现金管理、非现金支付的法律约束等等，这些都是防止预付卡被用于非合法化的制约手段。

　　其次，借鉴国外预付卡市场的监管经验，促进监管主体的统一性，增加监管规则的可操作性，明确监管执法权力，并且落实对不同主体的责任追究。此外，还需要构建统一的预付卡联网信息系统，及时有效地反映相关动态。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搭建市场准入监管、日常动态监管与违规追责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再具体一点，鉴于大额预付卡主要由各类单位和企业购买，所以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如从规范财务制度的层面出发，严格约束购卡支出的入账；严查公款购卡行为，加大企业账目的核实与发票查验，从源头堵住可能的漏洞。再如，加强审计，并对出具虚假发票、挪用公款购卡进行公款消费等行为加大检查力度等。

　　如果上述措施短期内难有重大进展，那么从最为治标的视角看，考虑到可跨地区、跨行业、跨法人使用的多用途预付卡由于几乎等同现金，因此与腐败和送礼的关联性最大，因此不妨列出条文严格限制最高面额，如在1000元下，无论记名还是不记名；或者严格落实购买的实名制。由于多用途卡的规模远低于单用途卡，因此限制最高面额、采用实名制这对于用卡消费来说影响有限，而且在特定过渡时期能起到试点和示范作用，应能有助于推动整个预付卡市场的规范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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