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东北证券2013年度投资策略报告会在吉林长春举行。本次报告会的主题是“经济弱复苏，改革新动力”。图为国研中心宏观部研究室主任陈昌盛博士。

　　东北证券2013年度投资策略报告会在吉林长春举行。本次报告会的主题是“经济弱复苏，改革新动力”。国研中心宏观部研究室主任陈昌盛博士在报告会上就《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和产业转型》发表主题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陈昌盛：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感谢东北证券的邀请，就中长期的趋势和产业转型的问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如果说刚才连平老师的讲座是让大家拿着放大镜来看的话，我觉得我这个报告需要大家拿起望远镜，我肯定是从更长的趋势来观察当前的变化。

    这是一张所有搞投资、宏观经济的人都很关注的一张图。可能从去年年底特别是今年以来，大家都在讨论这张图，都在试图解释这张图，都想解释这张图反映的性质是什么。我们看到这一轮的回调速度比以往都长。而且感觉这轮出了很多政策，也就是政策发力。我同意连老师的观点，明年是短周期弱复苏，我们预计也是8.3%左右。

　　但是只看到明年，够吗？另外，这个周期会不会和以往一样，再往上走，或者是什么态势？这需要我们判断。

　　去年基辛格写了一本书叫《论中国》，他写中国人的哲学是“势”，是趋势、态势，更重要的是潜能、变化，如果我们把握了“势”才可以顺势而为，如果逆势而为，是不可挡的。我们认为现在的转型态势和以往看到的都不一样，如果仅仅看短周期，或者仅仅看上一个周期和下一个周期的周期力量，就很难把未来更长的方向性问题把握清楚。所以，我想换一个视角，从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更长视角来判断中国当前所谓的转型到底处在什么状况，或者处在什么势。

　　所有搞过经济学或者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会知道，研究经济增长或者研究波动是经济学的两个主题，但是基本上研究增长的人都会研究这一段，基本没有成熟的理论研究过架构。除了少数国家，比如英国和美国，他们的增长在一百年内保持3或者更低的增速，没有太大的增长。后发优势，只是一个点，说明外部空间、外部技术可以用。但很大程度上说明一个现象，别人干一百年的事，你只干了60年或者50年，你所用的时间就比别人短。

　　所以，我们把这种态势叫做“压缩式增长”。但是都集中研究起飞，但没有人研究降落。2008、2009年得过德拉克奖的人开始研究降落。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基本把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所有的数据都做了梳理，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我们把1800美元作为起点，我们会发现第一个现象，这种增长的现象，越是起点越晚，越时用短。英国、美国、德国用了半年的时间，以后的台湾、日本、韩国用的时间都很短。

　　另外的特点，起点越低，弹起的高度越高。如果绝对水平越低，或者绝对标杆水平的国家越低，增速就会越快，不管相对水平还是绝对水平都是这样。

　　第三，如果和标杆国家相比，人均GDP绝对水平比人均GDP的相对水平更准确，我们曾经发生过很多争论，我们在2003年和世行有一个合作，是佐立克引导的，中间有一个重要差距，对中国经济阶段的判断，林逸夫教授当时坚持用相对水平，和美国相比，我们处在什么阶段，他们认为我们是美国的25%左右。日本，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认为这样的判断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应该用绝对水平判断。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建议还是用绝对水平，而且和恩格尔系数也比较符合。

　　第四，如果压缩期是正常，两百多年的历史，压缩期结束，不管是什么样的经济体，平均增速都要下降3-5个百分点。这个势不可阻挡。中国也难以例外。

　　这是我们发布的一张图，从60年代到现在，能够进入中等收入或者把经济起飞的国家有一百多个，但是到2008年为止，其实只有13个国家真正跨入了高收入，其他很多在漫长的道路上都没有完成长跑。

　　压缩式增长其实有两种形态。一个是我们看到的，从大的经验上，如果追赶成功，工业化顺利完成，会在黑色区域正常降落；而很多国家其实都没有走到这一步，而是在这个区域出现的降落。这就是前两年炒的很热、最近在券商也炒的很热的“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这两个形态都是有数据支持的，而不是观察现象？我们把近两百年的历史数据做了一个拟合，红色的线是正常降落，蓝线是跌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国家的曲线。这是历史折射出的两种现象。但是掉下来的国家有两类：一个是前苏联国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段时间出现了骤然的经济下行，长达十几年，当初常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和外部世界基本封闭，束缚了增长；拉美国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经济停滞，如果看收入分配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拉美国家实施了进口战略，进城的人没有融入产业化。

　　蓝色这条线，中国是哪一类？前一段时间，大家很担心我们是蓝色的线，现在有人说我们已经跨过了这条线，其实简单说，我们既不是前一类，也不是后一类。因为如果成功降落，人均GDP要达到1.1万-1.2万，而中等收入一般是4000-6000，这个阶段是很容易掉下来的。按照现价人均GDP去年是5400多，今年是6000多一点，现在是8000多，所以我们是不是跨入中等收入陷井，没有达到正常降落时间。这就是我们体制的特殊性。按正常来说，我们没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谈的很多潜在增长力下降，作为理论研究可以，但如果作为市场人士或者政策研究的人，对这个概念很谨慎。如果简单的用潜在增长力会有很多错误。

　　即便是这样看，劳动力增长的峰值出现了，但是在“十二五”期间，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是在上升的。劳动力虽然条件变化，是增长力的变化，并没有出现绝对的变化。从储蓄来看，从普查人口和新的普查样本推算，金融储蓄率在未来也不会下降太多。从资本存量的角度看，这是大家最关心的第二条，其实人均资本存量和绝对量都有很大的空间。技术进步和制度，中国目前处的阶段，全球平均来看，虽然相对以前，我们可以买的、模仿的技术空间在压缩，但是劳动力素质提升的空间还有不小。如果从课本的算法来看，我们也还不到。但为什么经济会表现出这种特征呢？这就是我们想说的中国的特殊性。我们有一个特点是：市场改革，所谓的能够成功追赶的国家，在1.1-1.2万美元的时候，市场经济早就建立了。中国现在不是这样，投资空间受到挤压，但很大程度上是原来的政府主导、国有企业主导的空间在压缩，但不让民营资本进入，实际上没有大的突破，还有很多增长潜力的方面，没有放开。资源的要素、土地的要素、劳动力分割，没有做，和别人的差别使我们表现在：没到1.1-1.2万美元就发力了。

　　我们的战略不是僵化的，所谓的实用主义战略还是比较顺应时代条件的变化。我们在不断调整，没有走前苏联、前东欧或者拉美同样的道路，我们的战略总是在动态调整。

　　如果再看一下2009年诺贝尔获得将带领全球20多个专家，他们给世行做的时候，总结全球这些成功国家有没有什么标准模式可以给其他国家推荐？后来他们总结了历史数据，发现并没有标准模式。但是总结了五条经验：第一条，要保持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要和世界对接，要利用世界的。第二条，必须维持宏观政策的稳定。第三，保持较好的投资率和稳定率。第四，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第五，具有坚定可信的政府领导。而且在里面说了，中国是这五条的典范。我们的判断力转换，中国第一条没有变，第二条，总体上是在新兴国家是做的最好。第三条，储蓄率和投资还有空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第四条和第五条。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民众支持率在下降，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在发生变化，如果不调整，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表现出来的潜力下降，如果总结一下，第一，没有一个先例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总是保持高增长，人均GDP1.2万的时候，增速一定会下降，下降的幅度是30%左右。我们国家既不是传统意义的高增长的时候，体制束缚使我们还没有到。另外，我们超过传统收入陷阱，是因为我们做了战略调整，但下一个战略调整能不能适应？产业能不能升级？产业能不能在全球建立新的增长力，陷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战略是调整改革，改变原来僵化的战略，各有侧重点，但对中国来说，我们叫混合战略，因为我们是混合特征。

　　第四个特点，中国的转型有一个好处，大家现在看全世界经济，目前整个世界在金融危机的长期调整恢复期，但是这个调整，虽然现在看不清未来的突破主线，但是现在确实孕育着很多可能的突破，包括有人说的工业革命，这种变化是存在的，我们和很多以往在下降过程中，比如80年代下降、60年代下降的国家相比，我们有一个好处，我们和新一轮的经济周期的技术革命是重合的，中国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打破路径依赖，可以利用这个周期，使调整变得好一点，使我们的调整和新的技术革命很好结合。外国人认为我们的经济指标也不可理解，因为我们打破了以往的太多经验，因为我们是混合的，我们是大国经济。我的个人观点我觉得中国的过程就像生孩子，在生孩子的镇痛期，我们孕育了很长时间，但是镇痛期刚好是脆弱期，新政府或者新的领导班子出来这十年将是一个新的平衡点。如果这个平衡点掌握不好，可能胎死腹中，弄好了，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从两百年历史看，我们如何看当前的趋势。所谓的转型期，如果再去盯短期的需求或者短期的政策，就容易失去方向感。这种转型期要特别更长的距离。中央一个领导反复强调，这时候一定要用一百年、两百年的视角去看中国的未来，不要整天盯着短周期，我觉得他们已经认识到，如果看不清楚，要从历史中找经验，如果盯着现在的财政政策，会感觉没有出路。

　　下面强调一下转型到底怎么走。刚才说了转型的趋势已经来了，但我们是一个特殊的趋势。未来的转型要怎么走？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问题导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挑战，这是务实主义的做法。第二种，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这是十八大报告以前在全社会各个机构做了大量调研，我们归为五大挑战。

　　一个是宏观经济，总结的经验里这一条也很重要，但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日本的教训，拼命的用宏观经济往上靠，最后泡沫刺破，跌落20年。但是拉美这些国家，僵化政策，不调政策，放纵经济，使经济塌的很厉害，政府信任完全失去，要反复调整，既怕泡沫，又怕跌下去。第二，连平老师刚才也讲了，影子银行是一个创新，但是中国现有的影子银行的核心是规避现在的管制，比如规避现在的贷款规模等等，做了很多金融创新其实就是这样。所谓很多的信用，背后有积极因素，但是背后的风险也很大。我们长期是跟随政策的，举手，同意；不同意的，就说“NO”。经济增长对全球的影响，我们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冲击很大，这时候不能做“NO”，国际社会希望你提提案，希望你有解决问题、提出问题的方案。这时候，我们以前的跟随战略都不适合了。另外产业链，低端受到低端国家的挤压，高端升不上去，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改革，下一步启动什么，改革的共识怎么形成，由什么推动改革，争议也很大。 

　　第四，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网络化的社会，人们对信息知情参与要求很高。这是处理问题的导向。

　　目标导向，这是我自己琢磨的一张图，我们确实要处理这些问题，但是在历史上我们前两次技术革命都失之交臂，都没有赶上机会，这次我们能不能和未来的趋势挂上钩，要有所对接，如果不对接，我们可能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但是可能失去了世界的趋势。未来信息化社会，包括现在的3G、人工智能、量子，完全改变了原来的地理空间的距离，改变了工业化模式，我们可能是一种分散化、多极化、个性化、网络化整合的特点，如果这样一种特点出来以后，我们的产业转型怎么和它结合？我们一再强调强国，制造业未来怎么搞？这都提出很多的要求和挑战。 

　　处在当前的实点上，我们有几个大的领域确实需要关注。

　　出口动力、传统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内需潜力，这四个重大问题可能引导出来产业转型的特点。

　　出口动力：中国有一个特点，过去30年，动力在于出口，用出口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和聚集效应带动城市化，所以出口是第一动力。现在我们如果转换结构，要看我们的动力，经常去企业调研会发现，现在的劳动力成本很高，我们和全球比较，正式职工劳动的综合税负，包括企业和自己承担的，应该是42%，这个比例是什么意思？基本上是OEC国家里最高的水平。如果严格按照国家《劳动法》的规定去做，劳动税负很高。今年FDI一直在负增长，已经有产业转移的性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降幅也很明显，2011年，贸易费用的增速是1.5%，刚才连老师讲到，有一个差别，在德国和日本最高期达到12%、13%，10的水平就下降了，美国最高达到22%。美国曾经的市场贸易份额占的很大，中国会是美国的形态吗？还是日、德的形态？如果是日、德的形态，我们的空间就不大。如果是美国的形态，我们还有很大的出口增长空间。我们既有美国的潜力，但现在如果这种潜力在于我们的体制变化和优势转换，如果转换不过来，就是日、德的结构。

　　从全球来看，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出口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国外的创造。出口看起来很多，但是我们的增加值都是在国外创造的。

　　现在大家讨论很多的问题，中长期的问题，贸易竞争力到底怎么样，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感觉到，分析外贸，95%的人预测都不准。短期预测，其实误导性很强。大家都在追问，到底未来的出口是不是看增长力？取决于竞争力怎么样。对竞争力的衡量，全球有很多争议。比如以前有显性优势，但现在不怎么用了。我们这里有两个市场上比较流行的方法，出口竞争力最近确实有下降的态势，从隐蔽模型看，也表现出周期的出口竞争力下降。说的很悲观，目前来看评估全球出口，其实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产业配套方面，其实还是有优势的。下一步的“转”就是和这个趋势结合。从2010年、2011年来看，国际上领先的技术突破，在国外没法实现产业化，在中国可以实现产业化。技术突破的率先产业化，我们有强大的内部市场在支撑。我们不要试图所有的东西都去做技术前沿，但追赶技术前沿，如果在新技术的专业转化上，抓住中国的特殊优势，是可以和高端人才的升级结合的。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给上过小学的小老板打工，人才结构的错位和这个升级是有优势的。

　　传统产业，总体上工业化是有固定的工作量的，就像买房子、装家具，不管以后怎么折腾，装修就是这些事，工业化本身是有一个大的稳定规律的。工业化结束以后，很多需求空间下降，房子、钢铁、水泥都会下降。从历史经验看，大概在1-1.5万美元之间，城镇化率达到60%，工业化会感到钢铁、水泥、电力等等的峰值逐渐往下走，这是一个大的规律。

　　中国在传统的工业化增长里，就有需还空间的压缩问题。我们预测钢铁行业在2015-2018年，绝对的峰值一定会出现，那个时候钢铁的空间在哪里？另外，水泥，我们的推测是2015年水泥的产能峰值应该出现。电力、汽车是稍微晚一点。传统的工业化需求和大产业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要么就是下一步怎么走，拓展外部空间，外部的新兴工业化市场，比如和印尼或者其他非洲国家对接，或者和新的产业模式转型，这是两条路，必须转，如果按住这条路，没有空间。

　　当然，很多人关心房子的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预测房价。我们不要谈那么多理论和曲线，我们回到问题的本源。到底需要多少套房子？街上老大妈就会问到的问题，到底需要多少房子。我们通常判断，认为房地产还是春天的人，一是城市化率很低，第二，人均居住面积还很低。

　　如果人均居住面积往上走，城市化率往上走，房地产的潜力空间很大。大家的依据是这个。但事实是不是这个？ 我们还是回到一两百年的历史看，发现房地产住宅建设的高峰期就是伴随高增长，在1-1.3万期间，房地产高增长结束。另外，由人口结构，也就是20-50岁的峰值，这两个因素比城镇化率和住房高增长更准确。20-50岁的人口峰值在后20年，哪个先出现，峰值就会出现。

　　我们来看看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这些国家在建设峰值的时候，GDP大概是1万多一点，不太偏离，但是城市化率差很多，城市化率是一个不可靠的指标，日本官方认可的城市化率是66%。

　　日、韩、台湾的变化规律也是，那个阶段结束以后，住宅投资会明显降低。住宅面积，人均住宅面积和自然差异、历史各个方面的影响很大，各个国家的差别很大。不是按照全球的平均住宅空间来计算。

　　除了看城镇化和住宅面积外，这两个因素是次要因素，更要看发展阶段和所谓的人口结构。

　　房地产投资高峰期在2015年左右，现在是15%左右的增速，到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明显下降。

　　新兴产业，东北证券还给我一个任务，谈一下短期的行业缺点问题。很多新兴产业已经接近世界的技术前沿，包括ICT领域、生物、燃料、基因、新能源，回到很原本的问题，新兴产业的发展有三个阶段：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如果政府的政策或者体制调整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规律不匹配的话，往往会扼杀新兴产业的创新。在历史上，德国、美国等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教训和经验。但总体上，我的看法是，中国确实有条件做，但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新兴产业里纯粹的新兴部门有一些，但不多，很大一部分是以前的传统产业部门有很大联系。通过这30年的发展，传统产业影响力很大，而且在一些部门、地方的格局都很大，包括技术路线的选择，都有很大的影响和破坏作用。前一段时间，我们讨论新能源汽车，我们的主管部门在很长一段时间就犯过这样的错误，试图主导技术路线。第二要处理好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处理好这三个关系，新兴市场才有大的突破。 

　　如何理解“六个最”。

　　1、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2、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主要的来源。3、服务业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4、城乡差距是中国二元结构和最大的差距来源。5、城市内部二元是当前我国最突出的问题。6、改革是最大红利。

　　其实内部是有逻辑的。我们要搞城镇化，城镇化两大动力：一个是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第二，存量的二元，城市的二元往往不是城市原有居民的贫富，而是原有居民和新进民工。人口聚集以后，亚当私斯密说规模决定市场，市场决定分工，分工决定产业，只要人口聚集了，分工就会改变。进城的人有职业了，就不是拉美化的进程。城镇化还有很多投资空间，要打通这一串逻辑，我们需要改革。因为现在城镇化质量和水平，比如过去土地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就用改革这条线来创造条件、打通未来的“十二五”、“十三五”的逻辑。

　　过去30年，我们城镇化是由出口带动工业，工业带动城镇化。因为有工业出口，有活干，农民工进来了、考大学的进来了，找到职业了、把老人、孩子接过来了。下一步，我们出口下降，遇到几个方面的挤压，就需要靠城镇化自身作为原动力。以前城镇化是一个结果，现在我们要把它作为原动力，我们要改变原来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逻辑互动变化。

　　我们的动力在哪里？现在和地方政府谈城镇化，除了卖土地，我们的钱从哪里来，我们的需求从哪打开。

　　第一，农民工市民化的带动作用。从2008年到2011年，我们每年都在全国做大型的农民工调查，问卷包括1万份，我们掌握的资料比较全。现在有2.5亿的农民工进城，稳定就业的有1.5亿人左右，挣4000块钱，正常应该花掉3000块钱，但是农民工挣4000块钱，只花七、八百，而且没有一个地方把农民工纳入住房保障的对象。存量，真正的城镇化率只有35%。如果把这个地方做起来，会产生初始动力，如果能够做起来，对GDP的拉动在1个百分点。

　　第二，城市群布局展望。人口要进一步聚集。城市群之间的结构性打通，配合城市群的建设，有很大的聚集和基础设施的能力。

　　第三，智慧城市。信息传统方式的改变，所谓的家电革命，放在家里的电脑以外，其他的设备都要换一遍，这是我们看到的动力空间。但是城市化内部的结构仅靠这三个还远远不够支撑，还需要有更多的改革。我想，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说十八大已经过了，就盼“三中”了，根据传统历史来看，“三中全会”会有很多改革，但是城镇化的问题会加速，不会等“三中全会”了，就会有新动作来推动这件事，比如土地制度的改革问题、农村的组织政策干预、地方税费问题。刚才连平教授说的比较悲观，我们的了解，它是作为政治的加分项，而不是政治的减分项。怎么做好增减的平衡，我们刚才强调中央和地方最大的问题是所有的利益目标都不一致，想说的和想干的不一样。改革地方税的问题，布只是调整房地产，要让大家往一个方向使劲。

　　重点制度配套：土地及整地制度、地方财税制度、国民省份及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市民化、收入分配改革、智慧城市。

　　应东北证券要求，我还要说一下短期行业视角。就像坐火箭一样，我是在外太空飞回来的。我们有一个行业监测运行跟踪体系，我们跟踪了48个行业，整个行业的景气状况是略有回升的，往常的五年是一个爬升的过程，未来是往下走的过程。从这48个行业扩散指数刚刚接近50%左右。目前还是很脆弱的状况。 

　　从我们监测的产业来看，并不乐观。说明2011年的产业扩张太厉害了，现在去库存还不足以把产能唤醒。产能的调整和去库存的调整和以往出现了一定的差距。我们的钢铁产能、汽车产能、电力产能还处于比较低的状况。从行业监测的解释状况来看，上游行业目前整体景气度比较低，中游的一些行业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的小复苏，我估计会对未来有一些带动。从现在观察的去库存产能结束以后，虽然去库存的过程中，可能会带动一些产业，食品制造、化学原料、电力、煤炭，建筑业最近有一些复苏，可能会对其他产业也一些拉动。

　　目前中国的大势确实处于短周期的小复苏阶段，但是周期的大势是下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宏观政策的方略是在寻找新平衡，所谓经济结构调整的策略是在找新动力。所以，这个过程不管从宏观政策来说会很谨慎，不会大放，不会大收，从微观企业也需要调整。我一直不太喜欢听“政策势”这个词，未来企业的预期要变，不要说政策决定市场，未来政策势的趋势会下降，在百年大转型时期，我们都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重新找平衡点、重新构建自己的利润点函数、重新构建生产函数，才会在新的转型期找到机会！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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