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科技部做了一项工作，就是研究怎么来推动在科技园区对企业和大学研究所，他们的研发成果进行确权、认定，就是比较早的给它算作股权，省得以后发展起来了，股票上市了，这个时候出现不平衡了，那又有内幕交易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觉得必须及早做这个工作，仅仅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当然其他部委也做了很多工作了。包括中国政府所有机构带头不用假冒的软件，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我想我们还得继续努力，任务还非常艰巨。和我们资本市场关系非常密切，对创新创造提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金融途径，这就是我们说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除了主板、创业板以外，新三板和区域股权市场，包括私募企业债，一定要在中国形成科技、创新和资本市场良好的对接机制，如果没有这个机制，我们经济的前途、民族复兴的命运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我们不是在中等收入阶段就进入一个陷阱，可能在高等收入阶段，高收入国家也会有持续的十年、持续的二十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不是没有资金，不是没有土地和劳动力，而是没有创新。

　　第三项，必须打破行政性的垄断，鼓励多种所有制、多个企业公平竞争。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就像十八大报告和原来过去党和政府文件中说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必须更加尊重市场的规矩，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结合点在哪儿？首先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无论结构调整和还是发展转型，都必须要推进打破行政性垄断，鼓励多种所有制、多个企业公平竞争。其他的技术造成自然垄断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去考虑，行政性垄断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比方说我们金融行业，我们在证券、期货、保险、基金，现在有很多民间资本多种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在银行方面我们进行了改革，很多银行特别是五大银行都已经实现了在海外和国内市场的同时上市，但是银行和金融很多方面确实很有心的限制，这个不是指的专业化这种监管管理的限制，比方说办银行必须懂得从事银行经验的管理人员，必须有一定资本约束，必须具备基本的营业条件。实际上我们还是有很多随意的或者传统的行政性限制，如果说银行是垄断的话，在大城市恐怕不是事实，同时开展业务光大、浦发、中信大概十几年，业务是完全高度竞争的，更不要说我们有一些政策性银行在贷款方面进行了竞争。但是在县乡两级，就看出来有些领域银行不是那么充分竞争的，有的乡还没有银行，所以在社区金融、县乡金融确实需要减少审批，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强日常行为的监管是非常重要的。打破行政垄断非常重要 就是要把国有资产资本化，实现国有资本的更好的流动，同时也促进完善企业工资制度，增强我们国有经济的活力和影响力。

　　从公司制度来说，最近做了一个调查，上市公司中，很遗憾国有控股的公司大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得到的综合评分还是偏低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中小板企业公司治理比大企业好，一般而言，不是具体到那个公司，总体来说，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改革。通过将国有资本资本化，实现管理和运营企业化、市场化，我觉得会大大的增强我们国有企业竞争能力，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国有资本的活力。同时我建议，划拨更多国有资产包括进国有银行和国有保险资产一部分，国企我们减持10%的资金到社保基金，我觉得划拨30%到50%，政府部门不应该有那么多企业的资产，以企业形态存在的资产，这样可以从多个方面改善公司治理，实现保值增值。

　　另外我们要大力鼓励市场化兼并重组，现在上市公司兼并重组发展比较快，从我们部门来看做了一些改进，就是减少审批，给更多自主权企业兼并的情况和重组情况就会有改善，现在上市公司70%的兼并重组项目不需要到证监会审批了，这是一个进步，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这个比例。在结构调整和产业竞争方面，包括农村和农业也应该适当的减少行政的管制和审批，在保证农业用地用途不变，18亿亩耕地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和农民合法权益得到保证的情况下，应该加大市场流通和重组的力度，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项，要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向市场和社会转移和下放权力，也是责任，也是从事的事务。就是很多事情政府是管不了的、管不好的，最重要的是不应该管，既然我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年前确定的这个目标，那么我们就要坚定不移的走下去，就是市场能够做到的，社会能够做到，政府就不必要去直接管理。比如说像社会组织，必须下决心十八大所说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构建社会组织和基层组织。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多种多样的社会中介组织，来从事教育、文化、救济、扶贫各种社会事务。组织完好的社会实际上政府承担的事情是有限的，必须是有限的政府，如果承担无限责任政府效率是谈不上的，效果也是谈不上的。如果不减政放权，企业自主、社会自治和依法治国，这三个目标都实现不了，为什么？因为政府都要管、政府都要干预，包括依法治国政府应该让司法机构做，政府就不能做，我想这个改变我们不是说政府处于不好的目的管那么多，各级政府往往处于好的目的，动机是很好的，但是效果很不好，必须做出这样的改革。

　　这里我还想提到一条，我们要大力发展社会第三次分配的机制和体系，就是社会捐赠。现在根据有的媒体的统计，2011年我们全国大概各种慈善捐赠是800多亿人民币，占我们全部GDP的比例不到0.2%，大概是0.18%这个水平。而美国这些年来平均的水平将近3000亿美元慈善和捐赠，占到GDP的2%这个比例，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我们朋友很多都是美国社会高收入者，他们很多人也是热心公益事业的，捐赠的做法不仅是对社会收入分配的再次调整，而且对凝聚社会、团结人民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上四项是近期应该综合考虑的，着眼长远的综合改革。

　　最后强调一下，改革的方式方法上，可能必须正确处理多种利益关系，坚持平稳有序推进改革。大家可能看到媒体报道我们的李克强副总理讲到改革，说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深水区、攻坚期，利益关系的调整必不可免，所以很多问题必须谨慎的来处理。既要做好总体设计，又要鼓励从基层试点，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充分调动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把人民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把非根本的利益和根本的利益恰当的结合起来，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把那些想象的，看上去貌似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实不是真实群众的利益，这个要区分开来，这些问题是我们改革能够平稳推进的重要保障，处理好这些问题。

　　对我们未来的改革可能影响比较大负面因素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民粹主义。觉得老百姓提什么，一部分老百姓说什么都是对的，政府就应该作出响应，就应该给予回应，就应该落实，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第二个，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我们不能够继续很好的保持我们一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感到要引起注意，他们消极影响被充分的重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高速公路，中国高速公路是很典型的例子，我们过去用贷款建设、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模式来运行，这个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包括发生了不少腐败的问题，毋庸讳言，有的省连着几个交通厅长贪赃枉法，揽工程拿回扣要好处，这些都有。总体上来说中国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应该是成功的模式，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我们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八几年，长一点是大连到沈阳，短一点是上海到嘉定，都是87、88年建成，也就是20年时间建成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很可能会超过美国的高速公路，这个成绩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家想说现在很多批评和抱怨，为什么要收费，美国也不收费，欧洲也不收费。这是另外个问题，就是靠收税建这个路，我们大家都很希望不用交费又能有很好的高速公路，我本人很赞成，但是这样的事情世界上不可能有的，我们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偿还公路收费是一个过程。大家发现有些公路收费超过原来期限，首都机场高速路早就超过了，没错，我们应该注意到五环路原来是银行贷款也要收费的，后来不收了，类似的问题，具体案例我不去讲了，总体上像这样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使这些利益得到很好的处理。国庆节我们对小汽车放开，不收费了，当然很好了，很多人群得到了好处。但是后来看网上和媒体方方面面评论，包括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投诉，又有很多抱怨，就可见高速公路收费或者免费的问题不那么简单，涉及到很多关系需要处理好。

　　对于欧洲和美国出现的危机，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利益关系处理好，比如说美国金融危机是发端于次贷，什么是次贷，就是次级客户的贷款，什么次级客户，就是还款能力有问题的客户贷款。欧债危机就是国家发债太多用于高福利，超过了自己的能力，最后大家统一来承担。我以为这两个危机都和民粹主义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必须避免这样的失误，才能使我们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来深化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一定要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极端自由主义行为，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我前面说到我们不要把狭隘民族主义当做爱国主义，比如说我们说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毫无疑问属于中国所有，无论是历史上、地理上、法理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我们应该在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场合进行坚决的斗争，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很不提倡、很不赞成看见日系的汽车去给划一道子，或者把玻璃砸了。当然王波明汽车可能是美国的汽车，因为他是美国回来的，我觉得无论是日本的汽车或者美国的汽车都不要砸，砸汽车实在是没有任何好处，你的亲戚可能就是在日本投资企业里工作的，可能就是你兄弟姐妹，被砸车的人就是你的叔叔、阿姨，这个究竟谁对有好处呢？谁对都没有好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希望我们《财经》论坛能够关注最基本的社会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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