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国的非公经济，在这个艰难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承担着太多责任和企望，但又经受着太多困扰和磨难。

　　就业，创新，效率，经济结构转型，市场机制健全，公民社会建立等等，国人无不寄望民营企业；而面对造假，投机，官商勾结，行贿骗贷等现象，国人又总是把不信任甚至歧视的眼光投向民营企业。每次宏观政策收紧，治理通胀，收紧银根，受影响最大的也总是民营企业。

　　只有在为了抑制经济不景气，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政府采取放松银根的宽松货币政策时，非公经济才可能从中有所受益。在新增信贷供给中，非公企业获取的份额其实很有限，但民企能竭尽全力将其效果发挥到极致。如果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支持，能公平广泛地针对非公经济，使其有着特定预期收益和风险条件下的稳定融资机制，投资效率远高于国有经济的私企，必将使整体资金的使用效果大幅提高，银行资产的效益，以及资本市场的整体收益率，也会大大好于目前的状况。这将有利于推进诸如利率市场化等金融体制改革，并深化资本市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将大大有利于形成金融与实体经济间的良性循环。

　　但现实与此相反。每次银根收紧时，最先受到冲击，而且冲击最大的，是民企。他们连原来那点可怜的银行信贷支持都没有了，不仅如此，还面临着银行收回原有贷款的压力。尽管民企的投资效率至少比国企高出两成，但缺乏稳定的金融支持，也使他们在周期性波动中陷于竞争劣势，而这又加重了私企取得金融机构支持的难度。每次大规模银根收紧，总是有一批私营企业主成了高利贷的参与者和受害者。即使侥幸避免高利贷困扰的一部分企业主，也主动和被动地成为脱离实体经营的投资者或投机者。比如，有些泛滥的私募基金给了他们投机的渠道和机会。

　　资本市场对非公经济给予了有限的支持。为数不少的民企，特别制造业领域内的生产性企业，成功发行了股票，成了上市公司，经营环境随之发生巨变。但是，股市替代不了连续性的银行信贷支持。固然股市成就了一批民营业主，但这些民营业主实现了暴富梦的代价，却是企业家精神的萎靡与消融。因为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性的缺失，投机盛行，股市损害了一批原本有着很好潜力的民营企业。一些民企一旦上市，就被股价的投机性波动所困扰，企业主的精力与资源遂被引向维持股价和所谓的市值管理上。在某些极端的事例中，公司上市甚至成了走向衰落的开始。

　　至于转向房地产领域的私企业主，也并不都是主动性选择。只要能解决部分土地出让金，拿到的地皮可用作银行信贷的抵押，相比他们原来的厂房设备，这扩展了通向银行信贷的渠道。可以说，是房地产领域相对更多的抵押，吸引着众多民企转向这一领域。建个贸易市场，同时开发一大片连带着的商业地产，在很多地方比较普遍。然而，进入投机性更强也更需要银行信贷支持的房地产，原非他们擅长和熟悉的领域，这预示着更加不确定甚至十分被动的前景。近年来民营企业主业被房地产拖垮的事例，大家看得不少了。

　　国有企业是每次银根收紧的最大获利者，尽管他们本意上也不喜欢收紧银根。但是银根越是收紧，更加珍贵的新增银行贷款，越是倾向于国有企业，这是由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制度所决定的。相比非公企业，国有企业会获得更多资源和发展机会，尽管其投资效率远低于前者。

　　在利率管制下，民企资金需求不仅未能同步下降反而更趋强烈时，市场化利率在银根收紧过程中会大幅上升，国有企业仍能低利率获取大量银行贷款，相当一部分化作了在管制低利率与市场高利率间的套利资本。所以，每次银根收紧，都会带来国有企业主导的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但这在进一步壮大国企不公平盈利的同时，更严重打击了非公经济，扩大了两者的差距，助长了银行对后者的歧视程度。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抑制了投资效率的提高，扭曲了资源配置，加重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制约了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

　　如果政府支出和国有经济不能在可预期的未来适当缩减，通胀、民企积弱和消费不振，将难以走出已经形成的不良循环。当然，发展非公经济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一定是放松的，放松银根也不能解决私企发展的根本问题，但在中国的经济与金融体制没有发生更加根本的制度性变革以前，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难有根本改观是不争的事实。

　　上周，央行宣布了三年半来的第一次降息，且首次调整了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上调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至1.1倍，下调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下限至0.8倍。不知在这利率市场化的探索步伐中，对民营企业会有怎样的区别对待？这一次，民营企业会因为相对的高效而得到银行厚待吗？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