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12年4月16日发文称：目前，强制结售汇政策法规均已失去效力，实践中不再执行，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企业和个人可自主保留外汇收入，外汇管理将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2007年8月13日，国家外汇局宣布，境内机构即日起可自行保留经常项目下的外汇收入。对此，当时就有媒体评论说，“这意味着在中国实行了13年的强制结售汇制度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官方和理论界的公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彼时作出这一判断为时尚早。

　　2008年，修订后的《外汇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企业和个人可以按规定保留外汇或者将外汇卖给银行。2009年后，为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政策透明度，外汇管理部门大力开展法规清理，共宣布废止和失效400余个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涉及强制结售汇的规范性文件被宣布废止、失效或修订。2011年7月，外汇管理局发布《外汇储备热点问答》，就公众提出的“我国是否仍在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这一问题作出回应：“目前，所谓强制结售汇制度，在我国已是一个历史概念。我国已不再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这是中国政府最早向公众明确表态已经终止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

　　由此可见，日前外汇管理局发表的专文，不过是官方对于终止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又一次重申。经此强调，公众对于“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应再无疑问。而随着强制结售汇制度的退出，我国经济舞台上“藏汇于民”的新时代也在拉开序幕。

　　何谓“藏汇于民”？早在2006年，时任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有一个解释：“藏汇于民”是希望通过市场化方式来化解和消化央行手上过多的或是结构不够合理的外汇储备。吴晓灵也是在中国最早提出“藏汇于民”理念的经济学家。2011年10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所谓“藏汇于民”，并不是老百姓把外汇藏到自己手里，而是他们自行决定包括投资等运用外汇的机会。周小川还表示，中国将放松对居民使用外汇的限制，更多地“藏汇于民”。

　　由强制性结售汇而致的外汇储备是我国垄断性最强、行政集权性最强的金融资源。我国实行的外汇结售汇制有如下特点：外汇进出管理的强制性；人民币与外汇兑换价格的简单性；政府、企业和个人对汇率的博彩性；央行维持汇率市场的被动性、防御性；民间企业和个人参与汇率稳定的无奈性；外汇储备投向的债权性；美元外汇贬值的风险性；为了维系结售汇制而实行的人民币收益高于外汇投资债券收益的补贴性；人民币与外汇市场化的不完全性；外汇储备管理的行政垄断性等等。因此，强制结售汇制度带有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深入地融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以及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名的不断跃升，主张中国政府终止强制结售汇制度、实施“藏汇于民”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

　　如果说，此前我国学术界和业界对于“藏汇于民”的呼吁仅仅是一种愿景，那么从现在开始，这种愿景由于各项条件的具备而正在逐步变成现实。除了我国经济总量日益壮大、我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抗风险能力大为提升、强制结售汇制度正式终止等前提外，政府转型和经济转型也成为“藏汇于民”的两个重要条件。

　　简而言之，所谓政府转型，就是要在划清“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各自权界的前提下，建设一个廉洁、精简、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所谓经济转型，就是要在充分尊重企业家精神和民众的创造力的基础上，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将经济增长方式从“速度为王”到“质量为王”上来。而这两大转型在外汇储备和运用这一领域所形成的理念交集就是：尽量减少政府的“有形之手”对外汇储备和运用方式的干预，将外汇处置权的主体地位尽快归还给具有自治能力与理性判断能力的企业和个人。

　　关于“藏汇于民”的好处，此前论者已经指出了不少，其中英雄所见略同之处，包括降低外汇储备的整体贬值风险、消除外汇占款导致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制度诱因、提升中国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等。实际上，除了这些好处之外，“藏汇于民”对于推进我国的经济转型也是大有帮助的。经济转型是“藏汇于民”的条件，反过来，“藏汇于民”也是经济转型的推动力。

　　首先，“藏汇于民”恢复了企业和个人对于外汇处置权的主体地位，这将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外汇理财智慧，也将更好地推进我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走出去”战略。目前，我国的“走出去”战略主要以央企国企为主体来实施，虽然有成果，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巩固了央企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压制了民企的海外发展空间。“藏汇于民”扩大了民营企业和个人对外汇的拥有额度和处置权，有利于他们进行海外投资和海外理财，从而有利于改变我国目前以央企国企为主体的“走出去”战略模式，重构我国各个经济主体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竞争中的公平资格。

　　其二，“藏汇于民”有利于消除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制度诱因，从而有利于我国货币供应和物价水平的稳定。而一个稳定的物价环境，对于民生的改善和企业的发展都是好事，有利于减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所产生的震荡与阵痛。

　　其三，“藏汇于民”有利于发现人民币的国际市场价格，并以此为信号形成真正的汇率。包括人民币汇率在内，真正的价格，莫不在充分多元化的主体博弈中产生。强制结售汇制度下，由于外汇市场的参与主体不够多元，汇率的真实性难以证实和证伪。“藏汇于民”则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必由之路，不仅如此，它还将对解决人民币升值争端、国际贸易失衡争端产生积极影响，我国外向型企业的固有格局和运营模式，也将因此获得优化重组、涅槃重生的契机。

　　中国政府对于终止实施强制结售汇制度的重申，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所引发的“藏汇于民”新时代序幕的开启，不妨与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和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5％。扩大至1%联系起来看待，中国政府对于开放资本市场、优化外汇管理方式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布局，从中明晰可见。这一战略布局，无疑与稳步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相辅相成。其后续举措与实施效果，值得我们乐观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