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天使收藏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通过收藏他的前期作品帮助一个年轻人在艺术上出人头地

　　■本报见习记者 徐建雨

　　作为科瑞集团的执行总裁，在上世纪90年代，曾以5万元以小博大，赚得近千万的利润。任晓剑显然没有把自己归入富人的行列。一次谈到煤老板在艺术市场上的作为，他说，他们来钱太容易啦。言下之意，自己挣的都是辛苦钱，算不得有钱人。“谁还没赚过几个钱？”他说。

　　虽然科瑞集团是民生银行的发起人之一，但是任晓剑本人并没有参与到民生银行的艺术品投资项目中。那纯粹是一个理财产品，任晓剑评价。

　　“我们50年代生的人有一种情节，很容易背负一种使命。”任晓剑逐渐认识到以个人主导的“天使收藏”所面临的局限，他开始期望通过艺术品投资基金来完成对年轻艺术家的“天使收藏”。

　　谈到天使收藏家面临的最为尴尬的事情时，任晓剑坦言：“还是年轻艺术家没有‘出来’。”艺术家本身是流动的。被看好的年轻艺术家在作品被收藏后却搁笔改行，消失在艺术序列中，这是任晓剑这样的天使收藏家所不愿面对的。但是从个人收藏的角度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这也是当下的天使收藏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怎样通过收藏他的前期作品帮助一个年轻人在艺术上出人头地；或者说，怎样才能找到那个坚定、勤奋的年轻艺术家。

　　“我觉得有天赋，有能力的年轻艺术家还是特别多，但是真正缺少勤奋的人。对于“天使收藏”来说，这只是我们正式收藏之外的一些个人行为，精力毕竟有限，其次，没有回报的事情也不会长远，因为艺术需要投资模式。

　　“无回报难成主流，任晓剑说。一个可资佐证的事实是以投资回报为目的的艺术品投资大行其道。

　　在谈到投资的时候，任晓剑坦言做一个天使收藏家，最大的乐趣是发现。“我看对了，没走眼 。呵呵。”任晓剑说，这是最大的乐趣，至于赚了多少钱，那只是副产品。

　　对青年艺术家的关注 远大于对投资回报的关注

　　《证券日报》：您是在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成为一个“天使收藏家”吗，这其中有怎样的体悟？有没有担心过自己的投资回报？

　　任晓剑：我和我的一些收藏朋友一开始完全是以私人收藏的形式，在正式的收藏之外，做一些年轻艺术家的收藏。但当时并没有“天使收藏”这样一个概念，主要还是源自一种意识上的自觉。年轻人必须要有机会，而我们则有责任提供。

　　我们50年代生的人有一种情节。其实这个世界本不需要谁去拯救，但是我们却很容易让自己背负一种使命，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源自一种群体意识和群体记忆。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刻骨铭心的迷惘，事实上，如果回过头来看的话，那不仅限于某一个个人，而是一种群体性的迷惘。所以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的精英意识，这完全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也是当下的环境所难以产生的。只能产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使我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背负使命。

　　因为这样的“天使收藏”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相比正式的收藏而言，就比较随便，只要这些年轻人有天赋我们就愿意付费，来帮助他们施展。但是后来发现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我们收藏的那些年轻艺术家最后都没有“出来”——就是说他们后来竟然改行不画了！

　　我的一位收藏朋友在花了几百万后发现，只能将手头上的这类“天使藏品”当成废纸。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年轻艺术家最后并没有因为我们在前期的帮助而成长。我曾经收藏一位年轻画家的作品，他画得非常好，作品的质量也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不够勤奋。当我把他推荐给我的朋友，请他给我的朋友画一些定制画的时候他也是拖拖拉拉，后来也改行不画了。他们更像是一个艺术圈的玩家，而不是要立志于成为一名艺术家。这完全违背了我们通过收藏来帮助他发挥天赋的初衷。

　　与此同时，我现在投的艺术基金正在做一个“CYAP”项目。我们叫做“青年艺术家扶持计划”，现在已经有近千名年轻艺术家报名。我们可以从中遴选出那些有天赋，基础扎实，同时又勤奋的年轻人。

　　当然，不是说基金就没有缺陷，说到底，基金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比如说基金经理要考虑投资回报的问题，他们在遴选的时候，油画项目多于中国画。针对这个问题我也与基金管理机构争论过，当然我也知道，这是基于市场行情所做出的判断。基金有不同的角度。

　　“天使收藏”所带来的投资回报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不是说我在做“天使收藏”的时候不注重投资回报，那样说太矫情。但事实是，我对青年艺术家成长的关注远远大于我对投资回报的关注。如果他们最终“出来”了——在艺术圈出人头地——那我会兴奋的说：“你看！我没看错！”这是对我鉴赏水平的认可，它带给我的快乐远远多于那些投资回报——我并不是没有赚过钱。

　　艺术品市场离开金融谈发展是无源之水

　　《证券日报》：我们知道文交所的概念是科瑞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跃文先生提出来的，事实上您也投了艺术品基金的产品，请您谈谈文化产业金融化的相关命题。

　　任晓剑：关于文交所的命题，我们的董事长郑跃文先生曾经对此专门做过说明。

　　其实我想说这些都是中国人创新的地方。中国目前处于这样一个阶段，与发达国家，与成熟市场是有区别的。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必须意识到这种差别。就好比科瑞集团，我从没有把他定义成一个金融企业，也没有把他简单的定义成一个实业企业。在发达国家，一个成熟的市场中，要么做金融，要么做实业，他们分得很开，但是国内就不行。金融需要有强劲的产业基础来支撑，这样才不会出现泡沫，而产业要发展，金融则是必备条件。至于艺术品市场金融化这样的命题，你看房地产业、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发展都必须依靠金融，艺术品市场也是这样。离开金融谈发展是无源之水。

　　当然这个市场有他尚未解决的问题，但绝不是要不要金融的问题，而是商业模式的问题。像文交所、艺术品投资基金这样的艺术品机构投资者，我目前最关心的便是他们如何退出。因为传统的个人收藏者不需要考虑退出的问题。钱是我自己的，即使跌了，大不了Hold住。但是艺术品机构投资者就不一样，他们有赎回期，而且国内艺术品的退出渠道又很有限，并不像国外那么顺畅，所以他们需要在过程中不断地释放出去。而且金融需要很多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清晰的产业链，定量的估值分析，但这些目前都不具备。

　　所以我还是认为艺术品金融市场的风险过大。

　　当代艺术没有传统无关审美 不是中国人的收藏习惯

　　《证券日报》：作为个人收藏，您有没有一个收藏计划，请您谈谈您目前的收藏策略是什么？

　　任晓剑：收藏计划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因为收藏本身就有一些偶遇的成分。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对于资金方面的计划，我建议初入收藏的人来说，一年最好不要超过一千万。试探性地收藏，一定不要超过自己的能力。但是如果遇到一流的画作，那就一定要hold住。hold住跟买了再卖对以后的收藏经验会有不一样的影响。

　　谈到收藏策略，我的很简单，收藏首先是对艺术家的判断。尤其是中国画收藏，没有思想的画家是不值得收藏的。我比较偏重于藏品的学术性。

　　同时我也相信自己的判断与藏友的交流，这首先有个前提，那就是你必须寻找有道德水准的朋友，而不是请个专家就过来掌眼。靠朋友不如靠画廊。因为你跟画廊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也是我这么长时间之后悟出来的经验。

　　《证券日报》：香港苏富比(微博)的亚洲当代艺术在清明假期刚刚结束，您去现场了吗？

　　任晓剑：这次的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我虽然没有去现场，但是一直在关注。我想国内大部分藏家对今年苏富比春拍应该都特别关注。毕竟去年的秋拍遇冷，这是检验市场的一次机会。

　　从拍卖的结果来看，当代艺术拍的结果并不是特别好，甚至可以说并不好。这也证实了我早前的判断。我认为当代艺术在国内并没有收藏的基础。

　　收藏是对一个人判断力的考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性等等，而且收藏目的也因人而异。优秀的藏家会根据自己的目的做出具体、准确的判断。国内大部分藏家还是偏重传统的、审美的藏品，但是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则是观念，没有传统，也无关审美，只在历史节点呈现了切合时代的观念，这不是中国人的收藏习惯。

　　其实最早对当代艺术家给出高价的并不是国内资本，而是国外资本。最早让几位当代艺术家获得国际声誉的也不是国内的画廊和展览，而是威尼斯双年展。当代艺术在国内并没有欣赏的基础，也没有收藏的基础。比如我的收藏是从写实油画开始，后来逐渐转到中国画的收藏。当代艺术我不欣赏，我觉得跟国人的趣味相去甚远。

　　有很多的当代艺术藏家其实已经砸在手里面了，因为他们是在市场火热的时候接的盘，但是现在市场突然冷静下来了，这就很难受。

　　投资古琴 让有才能的音乐人拥有自己的乐器

　　■本报实习生 陈俊儒

　　一架名为“布伦特夫人”(Lady Blunt)的小提琴以1590万美元拍出!这也许更能让人知道，一架保存完好的古琴，在拍卖会上总是获得青睐。对于那些想着自己的投资收益能够水涨船高的人而言，收藏小提琴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Smith花光遗产买乐器

　　Tim Ingles,作为苏富比拍卖行乐器藏品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在特定的岁月中所制作出来的乐器，往往在10年之内，身价大涨，价值连城。而据一个在线的拍卖行Tarisio的运行情况来看，乐器拍卖收藏市场还是相当活跃的。

　　而关于乐器，总有一些永恒的话题。Ingles就指出：“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乐器制造业也许是唯一一个没有进步的行业。”因为，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损坏的乐器总是可以相对容易地被修复。

　　David Rattray,是皇家音乐学院的乐器修理师，他负责照顾着学院内Strads小提琴和其他一批珍贵的乐器，他清楚地哪知道，哪些人才是真正的爱着这些乐器，而哪些人则是叶公好龙。

　　在Ingles和其他一些热心的拍卖人和交易商的帮助下，Rattray正准备在筹划一个关于慈善音乐晚会的乐器收藏展。而同时皇家音乐学院也发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著名乐器收藏机构Becket Collection 会将自己收藏多年的乐器悉数捐给学院，供其学生学习使用。而Becket Collection 的创始人Elise Becket Smith 也在自己的官方博客上承认了这一事实。

　　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位生于美国的大提琴演奏家，花光了家人留给自己的遗产，去购买一些乐器。这些乐器包括18世界至19世纪早期的英国乐器。而这些乐器，每当有人弹奏起来，总觉得让人有种人琴合一的奇妙感觉。

　　“我发现。”Smith说道，“18世纪晚期的那些乐器匠人是非常杰出的，可惜他们的作品却鲜有人问津。因此我才能够以低价购入这些乐器。”而她的这项举动似乎对于市场也有着一些重要影响，那就是从此之后，这些乐器的价格猛然飙升。谈到这里，她似乎有些得意。她回忆着曾经有次让一个伦敦交易商以她的名义去竞拍一件英国产的大提琴，开始出价为3500英镑，而最终，这个大提琴最终以1万英镑的价格出手。

　　“那次我们真是太幸运了，因为那场拍卖会中没有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影子，不然最终那架大提请也不能被我们收归囊中。”Smith 说道。而Smith 创建Becket Collection的最初动机很简单，作为“启蒙时代”管弦乐团的一名琴手，有一次无意中发现一些艺术学校中，从事古乐器研究的学生竟然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乐器。

　　集合投资古琴的“游戏”

　　而同时，风险投资人Nigel Brown正在庆祝一个连续成功实施了25年的公益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允许投资人（或许Brown更习惯地称之为捐助者）去帮助一些有才能的音乐人实现理想而从中获利。

　　他说他的这个计划来自于赌马比赛，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些计划中，人们进行投资，价值为5000英镑至5万英镑不等。如果一件乐器价值50万英镑，他就将其做成一个50万份价值为一英镑的合资计划进行出售，而每年，这件乐器都会盈利，因此原先投资的那批人会以新的价格购买这个合资计划。

　　这样的做法就使得投资者的利益和原先只是单纯的集资购买乐器的收益不一样，根据Brown的说法，对于每位投资人来说都是公平的。而这种做法使音乐人Nigel Kennedy和Steven Isserlis 成功地获得了自己的演奏乐器，而其他30位顶层的弦乐器演奏家也因此获利。Brown会觉得自己也很有艺术气质吗？他笑道“当然，对于这样一个游戏，我是很希望自己也能够融入其中的。”

　　在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游戏”已经逐渐被一些新一代的富有的藏家（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和一些慈善基金会所掌握。而日本基金会(Nippon Foundation)的领导地位也逐渐被台湾的迟梅文化基金（Chi Mei Culture Foundation）所取代，和日本基金会一样，迟梅文化基金也曾经将自己购得的一些乐器无偿赠给一些顶级音乐家。而迟梅的初衷就是希望可以将一些资源合理分配，使得真正从事艺术的人可以有所裨益。

　　但是这个游戏的焦点认识在关注还是这些弦乐器（当然一些珍贵的弹拨乐器也是其考虑的范围之内，其购买乐器的总合资大约为4万欧元）。而一些陈旧的木管乐器和一些铜管乐器，或许是因为它们自身难以被修复，或许自身的音质难以有所进步，因此都不在这项“游戏”考虑的范围中。

　　而另一方面 小提琴杂志（The Strad magazine）每个月都会发布一个有关一些旧乐器热门程度的拍卖报告。但是该杂志的编辑Ariane Todes 指出，之所以现在这些旧乐器价格飙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价无市。她自己曾经购买了一架1757年制造的Sebastian Klotz小提琴，20年前该琴的售价也仅有7000英镑，而如今却没有去升级的计划了。

　　而对于那些刚开始从事乐器收藏的新手，她的建议是：“我个人感觉去一些有名的交易商中购买乐器要比去拍卖行淘更安全。人们之所以趋向去拍卖行购买乐器是因为人们总觉得自己能以很少价钱购得一件绝世珍品，而人们很可能因此得不偿失。”

　　天使收藏:

　　能否成为常态安排？

　　类似于资本市场的天使投资人，“天使收藏家”指的是那些高净值的个人，他们通过发掘具有天赋和巨大发展潜力的艺术家，在其创作早期即介入收藏。与“天使收藏家”概念相对应的则是“天使收藏”，指的是以帮助年轻艺术家成长为主要目的的收藏。与天使投资一样，都属于一种自发而又分散的民间案例。

　　时至今日，天使投资人已经和VC、PE一道成为资本市场投资链条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越是早期创业活跃的地区，天使投资越发显得重要，已经成为投资生态链条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天使投资一词因为如火如荼的电商创业而被国内的民众知晓，但它并不是出自资本市场。天使投资一词源于纽约百老汇，原本特指富人出资资助一些具有社会意义的公益演出。对那些充满理想的演员来说，这些赞助者就像天使一样从天而降，使他们的美好愿望变成现实。

　　那么，“天使收藏”是否能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一项常态的安排呢？

　　事实上，市场正需要这样的年轻艺术家培养机制。就算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系统的工程来培养年轻的艺术家。不仅中国不存在培养艺术家的机制，即使在西方也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同时由于艺术家的流动性，艺术圈的人只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凭借自己的艺术良知来做一些零星的工作。

　　对于画廊来讲，正是由于国内特殊的市场生态，限于退出渠道的狭窄，画廊在年轻艺术家的培养上力不从心。而拥有资本实力的拍卖行则奉行用脚投票的原则，推出年轻艺术家专场对拍卖行而言也只能是日常主食中的一撮盐。如果成为常态，谁都受不了。因为最后接盘者缺失，年轻艺术家的培养对现有的市场主体来说风险太大。

　　但是与投资市场不同的是，天使投资在很早便需要退出，真正的接盘者是股民。而艺术品市场则完全相反。对于艺术品市场，收藏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接盘”。相比于画廊、拍卖行等需要不断退出的市场主体，“天使收藏家”的存在能在年轻艺术家培养机制中真正形成一个闭环。

　　与天使投资类似，“天使收藏”若成为一项制度安排，也需要与现有的市场主体比如画廊相结合。事实上，天使投资等早期投资也并不仅仅是投资项目以保证快速启动，同时还承担着保姆的职责，在项目后期负责提供管理、咨询等支持，与后续的投资相对接。另一方面，画廊也能够与天使收藏家形成配合，因为天使收藏家也不具备连续地发现市场的能力。

　　虽然天使收藏家在开始天使收藏之前大多并不以投资的目的，但是没有回报的投资显然不会长久。其实，如果与现有的市场主体相配合，这样的投资也才拥有回报的可能，而画廊等机构也因为有这样的常态接盘者而能生活得更好。(徐建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