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周报主编助理 江勋/文

　　大约半年前，理财周报对分析师的持续“审判”，不意掀起了行业内的巨大声浪；尤其是对安信证券分析师团队集体倒戈风波的报道，引起了中国证券分析师教父——高善文(微博)博士的关注和公开非议。

　　在其官方博客上，高善文博士连发六文，主要表达了如下几点意思：

　　卖方分析师是补漏洞而不是搞预测的，工作的核心在于创见；

　　分析师有偿服务于机构，只有机构有评价权；

　　分析师是研究公司，而不是研究股票，但是分析师的商业模式决定了其被动性，而生态环境的变异和恶化让分析师陷入困境，滑入低级趣味。

　　总之，职业很好，行业很坏，犹如“堕落的天使”。

　　应该说，这是国内第一次对“卖方分析师”身份的系统性定义。这是分析师行当发展至今日必须也必然的一份说明。这也是一位行业领袖爱恨交加的一份自辩书。

　　因此，它十分值得，也得到了人们的充分尊重，包括理财周报。但我认为“分析师”的真实面容和本质身份与高善文先生的定义有不小的差异，大量客观现实挑战着分析师们的自我定义。

　　分析师是什么？

　　分析师不是什么，而是做什么。

　　分析师不是一门自然科学。

　　合成肽治疗性乙肝疫苗科学原理、99.9999%的多晶硅纯度、2.4G的移动支付核心物理载体技术，这属于物理或化学的范畴，研究它们的人叫做科学家。

　　而当这些概念进入重庆啤酒、江苏阳光、国民技术，也就是企业领域，与资本挂钩，也意味着它们从此进入社会科学领域，成为财务报表中的某项资产，运作它们的叫资本家。

　　当这项资产进入证券市场的视野时，人们又动用了一整套的工具去解构和重构它。这些工具包括：经济学（国家宏观经济、市场微观经济、金融工程等）、管理学（会计学、企业管理等）、心理学（市场博弈）甚至社会学等等。但这些工具都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百年来历代经济学家们试图将经济学改造成一门自然科学均终归于失败。分析它的人叫做投资者。

　　只有当这项分析工作本身进入一种交易性社会关系——构成了其复杂商业模式，关于此，高善文博士亦有明确但不完整的阐述——研究它们的人才能被称为证券分析师。

　　可见，先验逻辑（自然科学本质）并非证券分析师的本质，而只是其基础之一，对某些行业，比如文化出版行业的分析师而言，其基础甚至连先验逻辑都没有。

　　因此，证券分析能力是对科学的多重经验分析能力复合的结果。这证明，对卖方分析师的讨论，首先必须回归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现场中去。分析师的合理性不能在封闭的天文学物理学数学中求得。

　　这个过程，同时批驳了一种看上去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和定义，正如高博士所言：“分析师是研究公司，而不是研究股票”。——倘若一位证券分析师仅仅是研究公司，他为何不直接称为“公司分析师”？倘若“公司分析师”这一职业在金融市场中具有合理性，那么股市诞生以来这一行业为何从来不存在？

　　在这一理念平台上，分析师试图脱离金融市场中的资本身份，回到简单的知识身份，也就是从价格立场退到价值立场，恰好，这又诞生一整套更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体系——“长期价值投资”，并且反过来指责价格立场上的市场“好近利、贪急功”，而分析师们似乎是被逼良为娼。

　　这就好似一支球队锋线无章，久攻不下却反遭蹂躏，遂将所有队员后撤，在禁区前沿摆一辆大巴，一任对方狂轰乱炸我自岿然不动，反而指责打攻势足球的人是搞机会主义。这种踢法的生存法则是，等对方全线压上（逼近价值底线）后防空虚的时候我再捡个漏洞打防反。全世界几乎也只有巴菲特一人花几十年做成了这件事情，然而，巴菲特是从不听信分析师的。

　　且不论，巴菲特的投资行为，是他深入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和企业经营之后的结果，而国内分析师从根本上不具备参与能力。更重要的是，此种理念完全误解了价值投资中“价值”的内涵，并将价值和价格割裂开来。

　　“价值”的起源是商品交易，有了价格才有了价值。脱离价格的商品是不存在价值的。因此，价值投资者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该商品的价格体系和形成机制。股市的价值投资者，首先需要深刻地理解驱动一只股票价格的内部力量（譬如参与股东性质、成本结构、利益方之关系）、外部力量（譬如长周期中的资本繁荣程度及其在各层次市场中的流向、政治周期及其影响）、过程及逻辑，而不是闭门造车。

　　很多人回避的是，资本市场与公司基本面之间存在的反身性作用。譬如股价波动及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常引起上市公司投资、资本计划、运营节奏甚至商业模式的剧烈波动，“基本面”的突然被架空，反过来又搅乱股价的成本结构，在中国这异常鲜明，常让价值信徒们深受其害，近期重庆啤酒就是血淋淋的案例。

　　孤立的价值不存在，屏蔽股价做单方面公司研究，作为专业导向大有裨益，作为价值观，无异于掩耳盗铃。

　　分析师做什么？

　　在2007年的大牛市中，没有分析师声称“趋势很难预测”，因此，纵然市场千疮百孔，也必须得到尊重。如果内幕小道、妖言惑众可谓“下流”，则2007年把中国船舶吹到600元就不“放荡”？

　　而当分析师不能提供准确预判，并畏缩立场之后，就产生了新的辩护，即高博士所称，只是“查漏补缺”，提供“有启发的创见”。

　　这是另一个堂皇的伪命题。如果分析师行业的标准不是交易性价值本身，而是“创见”，那么这个行业的价值体系将走向紊乱和虚无。因为创见是无穷的，而事实只有一个。

　　实际上，“创见论”为高博士所倡乃顺理成章。“创见”在一个开放性的纯社会科学领域是极其重要的，这集中在宏观策略领域，而这正是高善文之所长。但对于相对封闭的微观研究尤其是公司研究中，更需要的是逻辑、真实和精确，“创见”可能反而是危险的。想象一下，一个行业上百位分析师能对同一家公司的EPS都提出别致的创见吗？

　　资本不需要普通分析师成为思想家，一个每天不断为机构提供查漏补缺“创见”的分析师将无法服从于他的存在合理性——作为证券市场的神经中枢，动用对科学的多重经验分析，在各种机构、上市公司、投行部门、自营部门、公司利益及各种老鼠仓之间进行利益分配。这已经接近分析师这个行当的本质。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真相，卖方分析师真的是“卖方”吗？

　　我们了解相当多案例，比如一家券商分析师为该公司投行保荐的某项目被迫开出高价询价建议，他的确是卖方，而上市后不惜生造浮夸，强推“买入”之时，他已代表了被套的打新机构。当这些报告通过媒体和行情终端渗入市场，散户与机构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的“谋杀”关系已经奠定。尤其当一位分析师将通过老鼠仓或别人的老鼠仓间接获取利益时，他已经是彻底的买方。

　　没有任何评价体系是完美的，但是，真的只有机构才有评价一位分析师的资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