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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多位人大代表提出“公款消费禁喝茅台”这一建议。其原因是茅台酒在胡润研究机构颁布的“全球十大奢侈品排行榜”位列第四，而国家明文规定，公款禁买奢侈品。所以该人大代表认为公款消费应该禁喝茅台。

　　 整治公款消费的口号喊了N年，效果究竟如何？作为“三公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度的公款消费与持续增长的因公出国（境）消费、公车消费一样，也早已受到社会大众的诟病和抨击。从这一点上来说，上海市人大代表提出公款消费“不准喝茅台酒”的建议，可以说出发点和愿望都是很好的。但其选择的“办法”——不准喝茅台酒，却是有问题的。

　　 首先，茅台不是奢侈品，这一点茅台方面多次否认。胡润将茅台选入奢侈品排行榜，存在胡润自我炒作的重大嫌疑。

　　 更重要的是，仅仅通过“禁喝茅台酒”来抑制公款消费，即便治标，也难以治本。

　　 控制公款吃喝，从前曾有过“四菜一汤”和现今的“三菜一汤”，但现在再也没人提了。况且禁喝茅台，可以喝五粮液（行情，资讯）呀；不准喝国产名酒，可以喝名贵的洋酒XO、马爹利呀。再不然，不喝酒，吃山珍海味又如何？

　　 监管与监督似乎越来越陷入“技术更新”的误区与“黔驴技穷”的困境。我们常常将反腐防腐误当成技术领域的问题，因而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技术细节的设计与完善上，而制度无效这个关键却又本质性的问题往往被视而不见，进而本末倒置。“四菜一汤”制度之所以无效，是因为它规制的对象是标准，而不是钱；然而标准终究是要由钱来决定的，支配钱的能力与用餐标准呈正相关；钱是“本”，标准是“末”，道理并不复杂。那么，“不准喝茅台”靠不靠谱，应该是一个道理。

　　 将茅台酒的价格与腐败联系起来，是将结果当成了原因的一种倒置，是将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转化给企业的一种错误思想。此次，上海人大“公款消费禁喝茅台”的提议，更是一种以官方的角色，将社会腐败问题推给企业。难道禁止喝茅台就能节制官员腐败吗？

　　 如果说腐败助长了茅台酒的高价，那么茅台酒并不是腐败的唯一源泉，腐败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实质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能把腐败的工具、表象看做是腐败的根源。

　　 其实“禁喝茅台”既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又无法消除高价问题。这是市场自发的行为，需要靠市场自行解决。同时更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管理体制，在制度设计和执行诸多方面综合发力，在大的层面和源头上解决公款消费问题，不断掉公款消费的后路，只禁喝茅台酒，其作用显然十分有限，否则仍然会“按下葫芦起来瓢”。

　　 总之，虽然茅台酒的畅销以及过高的零售价与人情礼、公务消费乃至贪腐有点关联，但过错不在茅台。难道灭了茅台，中国就没有了腐败。因此而责难茅台，完全是打错了板子。这不仅委屈了茅台，而且会让优秀的民族品牌受到伤害，不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茅台酒成为公款消费的产品之一，成为请客送礼的首选产品，乃至成为贪腐的对象，完全在于其优良的品质。如果茅台没有成为候选对象，那一定有别的产品替代上位。事实上，为贪腐做出“贡献”的产品种类多多，但它们并没有被看成是贪腐的温床，更不是贪腐的诱发因素。众所周知，刀子可以用来杀人，但它本身不会自动杀人。同理，茅台可用于腐败，但它本身不会产生腐败。

　　 治理公款消费腐败，不能打错了板子。只有从制度入手，制订严格的制度，同时让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才能扼制公款消费腐败。其中最要紧的恐怕还是公开公款消费信息。因为，如果群众都很清楚各政府部门的公款消费预算是多少，也很清楚各政府部门公款消费的执行情况，那群众监督官员是否存在过度公款消费不就有了标准了吗？当然，这就要看政府部门愿不愿意将公款消费的预算和执行都向群众“透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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