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章玉贵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近日在地方金融工作座谈会上警告说，全球经济将滑入长期衰退，中国必须深化金融改革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冲击波。他还罕见告诫各地要防范金融风险，并称：谁的孩子谁抱！

　　王岐山副总理被广泛认为深谙全球金融竞争变迁与风险化解之道，他此番针对中国金融业者的警告，着实饱含深意。

　　的确，金融作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与顶层分工地位的战略性产业，既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也是风险伴随与不确定性随时可能放大的高危行业。透过新兴市场金融开放的实践过程和亚洲国家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发现：金融调整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比金融创新更重要。新兴经济体必须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经济增长、信贷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作为整体通盘考虑，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

　　外界普遍的看法是：中国金融体系自1997年以来取得最明显的进步是解决了系统性风险过高与金融机构出资人制度改革两大问题。而按照央行的说法，金融业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突破性发展，表现为：金融机构实力明显增强，金融市场信心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不断增强，经受住了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别以资产规模来衡量，中国金融业如今在体量上已迈上了100万亿元台阶。可以说，金融危机爆发前还是国际金融巨头嘲笑对象的中国金融业，如今的发展势头着实令欧美同行感到有点呼吸急促。

　　不过，切不可因此对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盲目乐观。表面强大的中国银行业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的前提下获得暂时性优势的。尚在完善中的金融市场体系更潜藏着系统性金融风险。假如通过绑架人民币汇率使得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失去在金融贸易和制造业领域“补课”的机会，而美国成功地通过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实现出口快速增长，则不仅有可能打破“美国消费－中国生产”的分工格局，而且将极大地挤压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核心利益。则中国不仅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力来支持建立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更有可能错过追赶美国的“时间窗口”，进而失去成为一流经济与金融强国的基础性条件。

　　所以，王岐山副总理对中国金融业的担忧一点也不为过。谁敢忽视国家审计总署不久前披露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巨额债务？谁敢轻言浙江等地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引致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能迅速解决？谁敢漠视“影子银行”愈来愈明显的财务损失甚至违约现象？看看近年来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中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均为金融领域里最薄弱的环节。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三怕：一怕热钱进入，二怕汇率放开，三怕资本项目自由化。

　　进一步剖析看，当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是以经济繁荣还将持续下去为前提的时候，即便是最乐观的经济判断，也无法承认这是一个健康的经济应有的体征。经济面临内外失衡的中国，如果不能迅速提高金融体系的运作水准与防范危机能力，则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鉴往知来的反思告诉我们，中国在审慎开放金融的同时，更应密切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业已启动的金融改革能否取得预期成效，既需要更清晰的改革路线图，也有赖于所有参与主体从“下一次大规模金融危机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种危机意识来倒逼自身改革。监管层在对金融体系全面体检的基础上，亟须尽早启动内部“金融革命”，以营造公平竞争的金融生态。

　　防风险是金融业永恒的主题。而要维护金融安全，不仅在于构筑金融防火墙，更在于中国能否通过进一步改革，塑造内生的竞争优势。中国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国际金融规则的适应层面上，必须通过建立健全货币、资本、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在实现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的同时，培育能与国际资本一决高低的投资银行；通过深化银行制度改革，建立具有合理股权结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竞争的现代商业银行；在构筑金融领域的市场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内部开放机制这两道金融安全体系防火墙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风险预警与管控能力。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尤其要加大金融业的对内开放力度。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