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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下半年楼市限购政策将升级加码,调控矛头直指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有机构分析认为有10至20个城市或将纳入新一轮限购范围。这不仅意味着限购政策的实施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同时也给部分有意放松限购政策的地方政府亮起了红牌。
笔者认为,在北京、上海等房价较高、涨幅过快的中心城市实施一段时间的限购政策,尚可视为在市场调节手段局部失灵的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从已经实施的限购措施看,各城市实施细则虽有差异,还是多与户籍制度或当地社保挂钩。不过,限购不是万金油,如欲进一步在二三线城市大面积推行限购,在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客观存在的当下,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城乡差别,这政策也与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大方向南辕北辙。
为什么农民希望进城买房定居?为什么县城居民希望在城市买房定居?为什么二三级城市居民希望去省会?……这背后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造就了种种福利、待遇差别,其中包括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医疗水平乃至国人最为看重的下一代教育条件的差异。公民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表现在几千年前的“孟母三迁”,表现在今天的劳动人口自由迁徙,户籍制度逐渐松绑。但“限购扩大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开倒车。
或许有人会说,现行的限购政策既与户籍制度挂钩,也与交社保年限挂钩,理论上非户籍人口购买房产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但客观事实是,北上广深等中心城市社保制度的覆盖面还是比较完善的,在二三级城市的微观经济体中却还有数量不菲的一批非户籍人口并没有交纳社保,同时由于现有社保制度跨地域提取支付政策远未完善,部分非户籍人口对交纳当地社保有抵触。所以,限购政策如大范围铺开将让更多的二三级城市的进入壁垒抬高,剥夺了部分非户籍人口对所居住生活城市房产的购买资格,一并剥夺的还有对相关城市的身份认同感,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同时,我们还要审视房地产市场的调控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通过限购扩大化能达到这一目标吗?
稍年长一些的市民对数十年前粮票、肉票、布票充斥生活的票证经济时代记忆犹新。近段时间猪肉价格高企,政府出手调控,如果只满足市民买得起,按计划经济那套,发行肉票限购的确是简单直接有效的手段。但调控猪肉价格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普通市民买得起,更要实实在在地买得到。当价格背离了供需成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已经蜕变成了名义价格,即使长期处于低位又有什么意义呢?市民将更加关注于购买资格的获得,即对粮票、肉票、布票等票证资源的获取。
看似买得起,实际买不了,这就是票证经济最大的特色。票证调节局限性明显,当通过合法途径的票证资源满足不了需求,自然会催生黑市经济及权力交易。回头来看房地产市场的调控,限购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无形的“房票”,按既定的标准向需求者分发“购房资格证”,通过行政手段影响需求。为什么说现阶段的限购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学者认为,首先商品房的使用属性不比猪肉,后者可视为生存的基本需要;其次,限购政策出台于市场调节手段局部失灵的特定时期,是在房价过高、涨幅过快、投机性需求较高的中心城市作为阶段性政策来实施,狠狠打击的是投机性需求,对所谓“刚需”的伤害是短时间的、小范围的,属于误伤。
但限购扩大化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所谓量变引起质变,二三线城市大面积推行限购扩大化政策,意味着在国内大多数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基本失真,市场调节功能基本失灵,主管部门有必要重施计划调节的重手。这样的政策,对投机性需求以及“刚需”或曰合理需求的伤害同样都是长时间的、大范围的。另一方面,究竟何为投机性需求要狠狠打击,何为合理需求要适当扶植?判断的标尺下放到各城市主管部门的手中,政策出台往往不需听证,决策充满随意性。
可以预想,在限购扩大化甚至长期化的政策威压之下,也许全国大部分商品房名义价格将长期处于低位,但这样的低价除了粉饰太平外,实际效用寥寥,如果各城市将之作为政绩来宣传,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掩耳盗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