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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淡季电荒看资源价格深层改革

  ⊙张前荣

  自2004年以来,“电荒”频繁出现。从季节性缺电到常态化缺电,从东部沿海扩散到中西部地区,“电荒”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电荒”的出现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价格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近期,我国多地出现淡季“电荒”现象。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十余省市均不同程度地遭遇缺电危机,各地相继采取应对措施。其中,浙江遭遇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电荒。在电荒重灾区湖南省,拉闸限电已经从工业波及居民,开始对居民分时段拉闸限电。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部有关人士日前表示,今年将是2004年以来缺电最严重的一年,而且电荒还没有探底,预计今夏电力供需形势将呈现“缺口出现更早、范围有所扩大、强度有所增强”的新特点,保守估计全国供电缺口在3000万千瓦左右。

  与此同时,国家电网公司营销部有关人士预测,如果电煤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旱情继续影响水力发电,并且出现持续异常高温天气,电力缺口将扩大到4000万千瓦左右。自2004年以来,电荒频繁出现,从季节性缺电到常态化缺电,从东部沿海扩散到中西部地区,电荒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电荒的出现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价格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

  当前出现“电荒”的原因

  1.电煤价格基本市场化与电价管制是出现电荒的体制性原因。

  造成电荒的主要原因是煤价上涨,目前财政上市场煤、计划电的体制,使得电厂回旋的空间非常小。受制于价格管制,下游产成品企业并不能完全将上涨的原材料成本顺延到下一产业链或消费者,煤炭价格基本市场化,而电力价格改革却滞后,造成了“市场煤”和“计划电”的矛盾。

  我国火电发电量约占社会总发电量的80%,发电过度依赖煤炭,电荒源自煤荒,煤荒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电和市场煤在价格上无法对接。2007-2008年电煤价格上涨300%,电价上调15%,直接导致2008年的“电荒”以及之后数年火电设备投资意愿低迷,2010年电煤价格较2009年上涨26.2%,而上网电价较2009年下降2.1%,煤电价格现象倒挂严重,使得火电企业成本压力不断加大,并陷入持续亏损的境地,严重影响了火电企业的发电积极性,出现产能闲置现象,从而使得电力供应能力下降。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1-3月份,中部、东北地区各省火电企业继续全面亏损,其中,安徽、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六省火电生产企业合计亏损52.5亿元,除安徽外,亏损面均超过65%;其中,河南、山西火电生产企业分别亏损21亿元和15亿元。

  尽管国家发展改革委在4月份上调部分地区亏损严重火电企业的上网电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火电企业的成本压力,但火电企业大面积亏损局面仍难以扭转。同时,随着部分地区上网电价上调,煤炭价格又出现新一轮涨势。据WIND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5月20日,大同电煤Q5800采购价已达到920元/吨,比4月初上涨了7.6%。

  2.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电荒出现的根本性原因。

  2011年是“十二五”计划开局第一年,全社会用电量增速明显回升。一方面,“十二五”计划促使较多大型项目上马;另一方面,一些省份为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对高耗能企业进行限电,使得去年四季度的部分市场转移到今年一季度,导致今年一季度产销量大幅增长,并带动电力需求快速增长。双重因素导致需求增速超出预期。此外,由于一季度天气寒冷,第三产业和居民用电增长速度加快,也进一步加剧了电力短缺。

  2011年1-4月份,第一产业用电量为27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16%,保持低速稳定增长;第二产业用电量为1089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14%,其中全国制造业用电量804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4月份日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73亿千瓦时/天,首次突破70亿千瓦时/天的历史记录;第三产业用电量为161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03%;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达到18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18%。

  整个社会的用电增量大部分来自高耗能行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2011年1-4月份,化工、建材、钢铁冶炼、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重点行业用电量合计48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6%;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31.0%,仅低于历史最高水平的去年二季度;其中,4月份,四大行业合计用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为34.4%,较3月份提高了3.1个百分点,对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贡献率为35.6%,比3月份提高了3.1个百分点。其中,4月份,化工、建材行业月度用电量规模创历史新高,黑色、有色金属冶炼行业月度用电量规模也保持历史上较高水平。

  当前资源价格体制是国内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投资过热、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经济失衡问题互为因果,密切相关。投资过快增长,导致产能增加,并加快外贸出口增长,而出口增长造成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并导致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

  同时,升值预期引发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和贸易顺差导致了流动性泛滥,助长了国内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泛滥的流动性加剧了银行放贷压力,而银行放贷又进一步刺激投资增长,并导致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显然,投资过快、顺差过大、流动性过剩等当前经济运行的症结,已经不是单个问题,而已经成为机制性问题。

  这一机制性问题又与我国生产要素价格偏低密切相关。从资源类要素看,我国工业电价水平为0.55元/千瓦时,是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62.5%,是阿根廷、韩国等发展中国家83.3%,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76.9%。我国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从劳动力看,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但工资仅为其4%;劳动生产率为韩国的13%,而工资为其8%;劳动生产率为印度的3倍,但工资为其2.3倍。

  生产要素价格偏低,一方面,造成效率低下,粗放型增长得以维持。据估计,目前我国能源消耗系数比发达国家高4-8倍,能源的使用效率仅为30%,而发达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则为50%,我国每创造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我国平均每立方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世界水平的1/5。同时,在这种要素禀赋环境下,依靠廉价要素资源就可以获得利润的企业,不仅丧失了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且形成了对投资和要素投入的依赖路径。

  促进资源价格改革要有新思路

  1.初级资源价格与产成品价格改革协调推进。

  目前我国大部分初级资源产品,如石油、煤炭、铁矿石等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已经非常高,其价格甚至基本与国际接轨,而以这些初级资源为原材料的产成品价格是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的。

  2.逐步缩小政府定价商品的范围。

  探索与完善资源产品的价格构成体系和成本摊入的方式,使资源的生态价值、环境补偿价值等在资源产品价格中得到合理体现。适度提高资源价格,利用我国在买方市场中已形成的市场倒逼机制促进企业改进技术和节约资源。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向水、电力、石油等重要资源领域挺进。

  3.深化资源财税制度改革。

  提高资源税率和资源费,通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增强其解决由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生态改善、污染治理、土地复垦、水土流失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公共服务的能力。改变资源税费征收方式,把从量计征为主转向从价计征为主,从量和从价计征相结合,形成和完善有利于从资源富集地区分享资源溢价收入的机制。

  4.放宽部分资源垄断领域的市场准入,培育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国资源型产品价格存在的弊端及改革的滞后,很大程度上与其所在市场的垄断性有关。建立统一、开放、竞争和有序的资源市场体系,促进资源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合理流动,让市场成为调节资源型产品供求的基础性手段,当务之急是继续加大力度放宽部分资源垄断领域的市场准入,培育公平竞争的环境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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