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

　　⊙刘胜军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与金融的渐次深化，特别是与全球经济的快速融合，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开放已提上日程。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前景，也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提条件。所以，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事实上已成为下一阶段金融改革的核心内容。

　　资本账户不开放，国际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从何谈起？资本账户不开放，公众不能去海外投资，遂使国内资产价格高涨，形成了房价、股市市盈率都高于国外市场的“金融堰塞湖”局面。对此，各方也早就形成了共识。而维持资本管制成本很大，最重要的就是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权力寻租”，给投资者、居民和企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使得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

　　应该肯定，我国目前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监管完善、外汇储备重组、金融机构稳健，比很多国家开放资本项目时的条件更为完善，也是中国历史上条件最成熟的时期。

　　早在l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做出了“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的决定；2005年，央行行长周小川(专栏)撰文称，“十一五”期间要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央行副行长易纲(专栏)在今年早些时候表示，“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下一步方向早已确定，但在具体操作上，中央政府态度始终非常谨慎。

　　原因也很简单，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高难度动作。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麦金农教授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一书中所说：货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应该是改革的最后一个环节，只有在国内借贷按均衡的（不受限制的）利率自由进行，国内通货膨胀受到控制以至于不断发生的汇率下调不再是必要时，允许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套利条件才算是具备了。尤其对中国来说，过快开放是否会导致灰色收入外逃，是否会导致国内资产价格暴跌，进而威胁金融体系稳定，是否会带来汇率的剧烈波动，都是非得再三斟酌不可的问题。对此，余永定(专栏)先生的看法是有相当代表性的：“中国的金融体制虽然有了巨大的改善，但是还没有经过考验。银行体系到底能不能抗拒大规模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对于这个我没有把握。中国一旦出事，是没有人能救你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谨慎。”

　　不过，从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我们也应看到，企业、金融机构有很强的动态调适能力，所以，每次我们都担心风险太大（尤以加入WTO为甚）的改革步骤，最终都证明基本顺利。还有一点需辨别清楚，1997年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并非资本账户开放的结果，而是过度负债、资产价格泡沫化、维持不合理的汇率水平等一系列政策失误所致。

　　当然还需对改革的利益得失作严密分析。谁是资本管制的得益者和受损者？现实是，在资本管制条件下，能够获得外汇的，往往是一些大型垄断企业。有创意、有活力的民营企业，却很难得到这样的机会。在放松资本管制之后，真正受到冲击的，其实是能获得管制资源的垄断型企业，以及失去“权力”的宏观金融决策管理部门。

　　虽然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也需要提升，但笔者以为，一味地等下去，永远没有希望；就像小孩学走路，老是担心会摔，他就永远走不了路。况且，开放不是一夜之间取消所有限制，而是有序的、渐进的开放，例如先开放长期资本项目，后放开短期项目；先放开直接投资，后放开证券投资；先债券，后股票，再衍生产品；先机构，后个人等等。

　　确实，因为资本项目不开放，我们躲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的洗劫。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一味地管制资本账户的代价是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寻租、资源配置效率损失、公众资产配置的受限等等）；而正是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利率市场化等多项改革迟迟不能推进，汇率水平不能市场化，不仅导致了天量外汇储备的难题，而且使得大量企业停留在低成本、低质量、低价格、低利润的层次。而开放资本项目，有助于形成一个健康、富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金融体系，提升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能力。虽然工、农、中、建四大行的股票市值在全球都名列前茅，但他们与汇丰银行等全球性金融机构在竞争力上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

　　无论如何，资本项目开放与金融改革能否形成良性互动，通过资本项目开放所带来的压力刺激国内的利率市场化、金融市场完善与金融机构竞争力提升，非常值得期待。在把握好开放速度、顺序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推进改革攻坚的勇气。（作者系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